莎士比亚、荷马、托马斯·阿奎纳和亚里士多德等。

他的头几本书并不重要，确切地说，不过是《尤利西斯》的前奏，或者说开启了他的智慧。乔伊斯是在最恐怖的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一年间完成《尤利西斯》的创作的。（一九〇四年他的母亲去世，同年他与戈尔韦的诺拉·巴纳克尔小姐结婚。）在自愿离开祖国时，他发誓要“以我所拥有的三件武器：沉默平静、离乡背井和严谨细致去创作一部经世著作”。他花了八年时间实现自己的誓言。当时的欧洲，地上、空中和海里无处不在残杀，也不无英雄主义的悲壮，而乔伊斯——在批改英语作业或者用意大利语为《夜间小谈》撰稿的间隙——创作着以都柏林的一天，即一九〇四年六月十六日为题材的巨著。《尤利西斯》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作品，似乎更像是几代人的结晶。初看起来，这本书杂乱无章。然而，斯图亚特·吉尔伯特在一本介绍性的著作《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九三〇年）中讲到了乔伊斯严谨而隐秘的规律，讲到他散文中精微的乐感是无与伦比的。

《尤利西斯》所获得的赞誉和名声超越了批评的喧嚣。乔伊斯随后创作的《孕育中的作品》[3]，根据已经出版的章节来看，不过是没有生气的同形异义文字游戏的交织物，所用的英语常常镶嵌着德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等。

詹姆斯·乔伊斯现在和太太以及两个儿子一起，住在巴黎的公寓里。他常带着妻儿四人去大剧院，他非常愉快，也十分保守。他已经失明。

陈泉译

[1]此篇及以下两篇初刊于1937年2月5日《家庭》杂志。

[2]Charles Stewart Parnell（1846—1891），爱尔兰政治家、自治运动领导人。

[3]即乔伊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此书在1939年正式出版前，部分章节曾以《孕育中的作品》为题在《大西洋两岸评论》上连载。

赫·乔·威尔斯《槌球手》

威尔斯的这个长篇故事——或者说短篇小说——可以变成一个简单的欧洲文明的寓言，一个又一次受到愚蠢和残忍威胁的欧洲文明的寓言。这不无可能，但太不公正。这本书跟寓言是不一样的：这本书把关于寓言和象征的古老纠纷翻新了。我们大家都习惯于认为，解释会使象征消逝。不过这完全是错误的。容我举一个基本的例子，这就是谜语。大家都知道忒拜的斯芬克斯对俄狄浦斯王提的问题：什么动物早晨有四条腿，中午有两条腿，晚上有三条腿？大家都知道答案是“人”。我们中有谁没有立即领会到赤裸裸的“人”的概念远没有问题中隐约可见的动物的神奇本领，这里只是把人比作这个妖物，把七十岁比作一天，把拐杖比作第三条腿？比喻就是如此，威尔斯的寓言小说也是如此：形式比实质更重要。

在这本书中，威尔斯的文学手法与忒拜的斯芬克斯的手法是一致的。斯芬克斯用冗长的方式描写了一只可变化的妖物，这个妖物就是正在听她发问的人。威尔斯描写了一片有毒气的沼泽地，那里发生了残暴的事件：这片沼泽是伦敦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你和我就是肇事者。

陈泉译

弗兰克·欧内斯特·希尔 《坎特伯雷故事》，一种新译本

“英国诗歌之父”杰弗雷·乔叟的语言已经老了许多。他差不多是卡里翁的犹太法学博士堂塞姆·图伯，以及卡斯蒂利亚掌玺大巨佩德罗·洛佩斯·德·阿亚拉外长那个时代的人。不过也可以说他并没有那么古老，现代的读者们都相信，只要稍加注意，再对照词汇表，也就足以看懂他了。

诚然，一三八七年的英语同今天的英语写法大体一致，但是词汇的准确含义不尽相同。所以，如今的读者很容易被这种表面的一致所迷惑，就有歪曲古老诗句中的细微含义的危险。由此，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会产生类似美国诗人弗兰克·欧内斯特·希尔所发表的译本。

希尔先生明白，乔叟首先是一位讲述故事的人。他居然把乔叟的古诗韵味——这是时间不情愿地留给我们的礼物——故意抛弃掉，用对每一个词语和心理活动的忠实翻译取而代之，并且以此为荣。在《坎特伯雷故事》的译文中，乔叟谈论的内容变成了“凶残的佩德罗”，而不是Petro of Spayne，成了“职业”而不是“misterio”，成了“格拉纳达”而不是Gernade，成了“埃洛伊萨”而不是Helowys，成了“亚历山大”而不是Alisaundre。

于是，我不禁自问：为什么乔叟本人把著名的诗句暗藏铁器的卑劣行径“译成”微笑者刀藏在斗篷里？这是很难回答的。

陈泉译

阿根廷作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情结[1]

有作家（也有读者）信誓旦旦地声称既“当作家”又“当阿根廷人”乃是一种矛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且不说这么远，我敢说“当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乃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可能犯的最为糟糕的错误之一。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不可以、不应该、完全不能犯的错误。原因很简单，我们这些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完全缺乏异国情趣，而且我们太喜欢互相救助了。一个人可能希望得到另一个人的帮助，但谁也不希望八十万人都来帮助。只是，在里亚丘埃洛河入口的拉博卡区那边，人们似乎搞成了某种小团体：值得一提的是，那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唯一不像这个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