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他声明自己在自然界丝毫不曾见过任何道德目标的痕迹，他指出所谓道德不过是人类专利制造的东西。对赫胥黎来说，进化未必是无限的过程：他认为在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这个过程会随着世界的渐渐失去生气而逐步衰败。他影射说，直立的人将会变成斜身子的猿猴，清脆的声音将会变成粗陋的吼叫，花园会变成森林或者沙漠，飞鸟会变成纵横交错的树木，星球会变成星星，星星会变成浩瀚的星云，星云会变成不可捉摸的上帝。这种宇宙的逆转或者说倒退进程将不比它形成阶段的数百个世纪要少。数百个世纪后，一切将慢慢地凹陷，慢慢地显露出更加兽性的轮廓……这种假设是凄惨的，很可能是阿道司·赫胥黎的。

查尔斯·莫拉斯曾不带任何讽刺地向我们谈及某位“讲传统的大师”——让——弗朗索瓦·布拉德，其儿子、孙子、曾孙都是战士——为了继承这个传统，“决定与德国在科学方面进行一番较量”。这是对科学可悲的理解方式，他把科学诋毁成一种证明被告从来都没有道理的司法程序；这是对传统可悲的理解方式，他把传统诋毁成一种仇恨的游戏！或许我们最好还是像赫胥黎家族那样来对这个世界提问，只需要一个承诺，所用的方法是诚实的。这应该成为一种传统，应该成为一种工具而不是闹脾气的人们无休无止的争吵。

陈泉译

[1]此篇初刊于1937年1月15日《家庭》杂志。

[2]语出《圣经·旧约·传道书》第十二章十二节，全文为：“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

[3]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36）是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之孙，传记作家兼文学家伦纳德·赫胥黎之子，他的哥哥朱利安·赫胥黎是生物学家，他的弟弟安德鲁·赫胥黎是生理学家，1963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旋律的配合》是阿道司1928年出版的小说。

保尔·瓦莱里[1]

列举瓦莱里生活中的事实是不了解瓦莱里，甚至没有触及保尔·瓦莱里其人。对他来说，那些事实只不过是他思想的兴奋剂：思想只有当我们观察它时才有意义；而对这种观察的观察他也感兴趣。

一八七一年，保尔·瓦莱里出生在小镇塞特。他藐视或者说不理会——这倒也相当经典——童年的回忆，几乎不愿意向我们提及某个早晨，面对着波涛汹涌的大海，他十分自然地产生了当水手的远大抱负。

一八八八年，瓦莱里在蒙彼利埃大学与皮埃尔·路易斯有过一次交谈。一年以后，皮埃尔创立《号角》杂志，其中刊登了瓦莱里初期的诗作，自然是神话般的、响亮的诗作。

大约一八九一年，瓦莱里去巴黎。这座脚步匆匆的城市对他来说意味着两大激情：与马拉美交谈，以及潜心研究几何学和代数学。在瓦莱里的排版习惯中依然保留着年轻时与象征主义者交往的痕迹，比如乱用省略号、斜体字和大写字母。

一八九五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书《达·芬奇方法导论》。在这本占卜似的或者象征式的书中，莱昂纳多很明显是其创造者对自己典型人物典范描写的借口。莱昂纳多是瓦莱里要写的代表极限或者半神的“埃德蒙·泰斯特先生”的素描。这个人物——简短的《与泰斯特先生促膝夜谈》中平静而依稀可见的英雄人物——也许是当代文学中最杰出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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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一年，法国的作家们在回答《知识》杂志提问时认为当代第一位诗人就是瓦莱里。一九二五年他加入了法兰西学院。

《与泰斯特先生促膝夜谈》和十卷《杂论》将成为瓦莱里的不朽著作，这当然不无可能。他的诗歌——也许——不如他的散文那样永世长存。就是在《海滨墓园》——他杰出的诗作——中，在想象的段落和直观的段落之间也没有有机的联系，只有一种轮转。这首诗有很多西班牙文版本。据我所知，所有版本中最好的是一九三一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问世的。

陈泉译

[1]此篇及以下两篇初刊于1937年1月22日《家庭》杂志。

威廉·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

我知道有两种作家：一种作家主要关心的是言语的过程；另一种作家主要关心的是人的激情和工作。对前者，人们常常给他们扣上“拜占庭式”的黑帽子，推崇他们是“纯艺术家”。后者要幸运得多，他们受到诸如“深刻”、“有人情味”、“很深的人情味”，以及其他毁誉参半的“真棒”。前者如斯温伯恩或者马拉美，后者如塞利纳[1]或者西奥多·德莱塞，还有一些则是例外，同时具有两者的优点和快意。雨果指出莎士比亚包含着贡戈拉，我们可以看到也包含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大小说家中，约瑟夫·康拉德也许是最后一位对小说手段和人物命运与性格都感兴趣的作家。这里说的“最后一位”是指在福克纳闪亮登场之前。

福克纳喜欢通过其人物来展开小说。这种方法绝不是什么独创——罗伯特·勃朗宁的《环与书》（一八六八年）曾通过十个人的口和十个人的灵魂十次详述同一桩罪案——但是福克纳却能赋予它几乎难以承受的力量。福克纳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