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的地方，也是外地游客光顾的唯一地区……本市的作家如果没有起码的谨慎而成了拉博卡区的人，那就要被孤立了。即使你穷得出了名也不顶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挨饿乃是一种浪漫的经历。如果是在市中心，在巴勒莫区或者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区挨饿，那只是小意思，不足以美化一个人的个人经历。有些人认为，北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盛产作家的地方，然而他们错了。北区（我们理解的北区主要是指社会概念而不是地理方位）不喜欢把某个人搞得比别人突出，也不愿意被搞得过分眼花缭乱。这毕竟是一个当地欧洲人聚集的区——就像马塔德罗斯区或者贝尔格拉诺区下端一样——不太习惯于颂扬，而是习惯于嘲笑或者怀疑。那里有一种迷信，这倒是真的：对本地流行事物的无限偏爱。里卡多·吉拉尔德斯发表了《牙买加》，谁也没有吭声。待到他写出《堂塞贡多·松勃拉》里的游牧队伍才使北区兴奋起来，然后再是别的区。我讲的是十年前的事。我记得很清楚，弗洛雷斯区和洛马斯–德萨莫拉区（此处这两个名字也是指社会概念，而不是地理方位）曾经反对过，他们觉得《不幸的人》写得更好……

我不知道上面所阐述的观点是否会让我的读者感到惊讶。我认为，这些都是路人皆知的道理。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便从来没有想到要把它们记录下来。只是有那么一天，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让我听到几个牢骚——一个是口头的，另一个是书面的，都十分恳切——涉及内陆作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遇到的巨大而特殊的困难，以及这座城市冷冰冰的文学氛围。两个牢骚满腹的人——在口头和书面上——都不免将这座城市同卡塔戈[2]相比较：那是一座捉摸不透的城市，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对于其在艺术方面的喜恶知之甚少。听了这些牢骚，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惊愕不已。后来我记起了安德鲁·兰先生苦涩而又无可奈何的话语：“跟这些人搞对立是很荒唐的，因为他们和我们的艺术品位不尽相同。事实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书都不感兴趣。”既然安德鲁·兰先生在最有文学气息的国度——英国——都写下这些话语，那么在我们这座城市，还有什么样的艺术冷淡不可以存在呢？对于一个外省作家来说，还有什么比把这种正常的冷淡归咎于自己外地人——相对的——的身份更加容易的错误呢？把一切不济的时运都归咎于一个非个人的、普遍的原因，这又是什么企图呢？

而且，事实正在驳斥这种伤感的假设。卢贡内斯、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卡普德维拉是阿根廷共和国最早的三位作家，没有任何人因为第二位是圣菲人，其余两位是科尔多瓦人而抹杀他们的地位。埃瓦里斯托·卡列戈，他是恩特雷里奥斯人，今天依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沿岸地区的守护诗人。弗洛伦西奥·桑切斯光荣的幽灵仍然主宰着我们的戏剧舞台，就像巴尔多罗梅·伊达尔戈主宰着我们的高乔诗歌一样。在本地欧洲人题材中，没有第二个诗人享有费尔南·席尔瓦·巴尔德斯以及“另一帮”那样的盛名。我在阿德罗格随手写下了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参考书。好奇的读者会去查阅著名的圣地亚哥人里卡多·罗哈斯写的《阿根廷文学史》那博学的索引，并且补充一些例子。可能会提出萨米恩托、阿尔维蒂、格雷戈里奥·富内斯、克里索斯托莫·拉菲努尔、伊拉里奥·阿斯卡苏比、赫瓦西奥·门德斯、奥莱加里奥·安德拉德、马科斯·萨斯特雷、费尔南德斯·埃斯皮罗。

以上的排列，并不是对曾经遭到忘恩负义者否认和伤害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所做的一种慷慨而无用的赞美。更确切地说，这是为了证明在美洲的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他们有着相同的精神和热血。比如，我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我的儿子、孙子、重孙、曾孙都是这个城市的人。但是（从别的分支来说）我有祖辈出生在科尔多瓦、罗萨里奥、蒙得维的亚、梅塞德斯、巴拉那、圣胡安、圣路易斯、潘普洛那、里斯本、汉莱等等地方。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典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更确切地说，我离典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只差缺少意大利血统这一点了……

那些恼人的、有关其他城市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争论，多年前就已经解决了。重新在纸上拨弄当年帕冯和卡尼亚达·德拉克鲁斯的陈年往事已经毫无意义。除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作家，除了维森特·菲德尔·洛佩斯和埃切维里亚明显的传统，没有人再会跟布宜诺斯艾利斯争论其无可比拟的价值，这就是疼痛和不得安睡的刺激的价值。有人说，诗歌——或任何其他的文学形式——在乡村比在城市中更容易产生。这只是陈腐而感情用事的偏见的余孽，这种偏见产生了像《对城市的轻蔑和对乡村的颂扬》这样不符合实际的作品。我们高乔人的文学——也许是这片大陆最有特色的文学——始终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创作的。除了阿斯卡苏比中校以外——历史文献上说他生于科尔多瓦，而民间故事或传统则认为他出生于蒙得维的亚——所有的被崇拜的偶像都是本市人，从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波到爱德华多·古铁雷斯，从《马丁·菲耶罗》的作者到《堂塞贡多·松勃拉》的作者。我知道这种一致性并非出于偶然，以后有机会再详细阐述其中的缘由。

陈泉译

[1]此篇初刊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