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壮大。”

大将刘宗敏却皱着眉头：“军师说得在理，但入川之路恐怕不易。听说四川巡抚傅宗龙也是个狠角色，在川北布置了不少兵力。”

“再难也比在陕西等死强！”李过拍案而起，“叔，我打头阵！就是刀山火海也闯过去！”

李自成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他走到地图前，凝视良久，那只伤眼眯得更紧了：“宗敏的担心有道理，但君恩的分析更对。四川确实是最好的选择。不过我们不能硬闯——”

他转身看向众人，“要智取。我听说川北官军虽然布防严密，但山高林密，总有缝隙可钻。咱们化整为零，分多路南下，到四川境内再汇合。”

他顿了顿，声音更加坚定：“更重要的是，四川百姓也苦于官府压迫，咱们去了，说不定能得到百姓支持。当年黄巾军、赤眉军，不都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吗？”

会议持续到深夜。最终，南下巴蜀的战略定了下来。李自成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时间，千里之外的北京，杨嗣昌正在向崇祯皇帝保证：“李自成残部困于陕甘，如瓮中之鳖，不日可擒。”

九月下旬，秦州的天空飘起了今冬第一场雪。细碎的雪花落在枯黄的草地上，落在士兵破旧的衣甲上，落在李自成花白的鬓角上。他站在一处高坡上，望着下面正在集结的队伍，心中百感交集。

这支队伍，与其说是军队，不如说是一个流动的部落。除了能战的士兵，还有他们的家属——老人、妇女、孩子。

有辎重车辆装载着锅碗瓢盆、粮食种子、简易工具，甚至还有几头瘦骨嶙峋的牛和驴。人们的面色大多憔悴，眼神中却有一种奇异的坚定——那是绝境中求生的光芒。

“出发！”李自成一声令下，数万人开始向南移动。那场面，与其说是突围，不如说是集体搬家。

车轮辚辚，马蹄嘚嘚，人们的脚步声在清晨的寂静中格外清晰。

队伍的最前方是李过率领的三千精锐，作为开路先锋。中间是主力部队和家属，李自成亲自坐镇。刘宗敏率领两千骑兵垫后，防备追兵。顾君恩则带着几十个机灵的士兵，化装成商贩、流民，提前去打探路线和敌情。

行军是艰苦的。山路崎岖，雨雪交加，粮食短缺。每天都有掉队的人，每天都有倒下的牲畜。

但李自成严令：不得抛弃一个兄弟，不得丢弃一点粮食。他自己常常下马步行，把坐骑让给伤员或老人。

十月初，部队到达阶州（今甘肃陇南）。在这里，他们遭遇了第一次阻击——一支五百人的官军试图拦截。战斗短暂而激烈，李过的前锋如猛虎下山，不到一个时辰就全歼敌军。但这场小胜也让李自成忧心忡忡：官军已经察觉他们的动向，后面的路会更难走。

果然，从阶州到文县的路上，袭扰不断。小股官军像苍蝇一样围着他们，打一下就跑，虽然造不成太大伤亡，却严重迟滞了行军速度。

更麻烦的是，沿途村庄大多空无一人——百姓要么逃难去了，要么被官府强制迁走，部队根本筹不到粮食。

十月中旬，部队到达川陕交界的青川。站在山岭上，已经可以望见四川盆地边缘的轮廓。云雾缭绕的群山之下，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天府之国”。

“过了这道山，就是四川了。”顾君恩指着前方，“但也是最危险的一段。官军肯定在隘口布下重兵。”

李自成点点头，召集将领开会。这一次，他们决定玩个花招：派小股部队佯攻主要隘口，主力则翻越人迹罕至的摩天岭。那是条险峻无比的小路，连当地猎人都很少走，但正因为如此，官军很可能疏于防范。

就在李自成艰难南下的同时，另一支义军——老回回马守应部，却做了截然不同的决定：北上！

马守应，陕西绥德人，回族，早年因不堪官府压迫而起义。他作战勇猛，尤其擅长骑兵突袭，被称作“老回回”。

与李自成的困境不同，马守应部活动在陕北，靠近河套地区，回旋余地较大。

十月初，马守应在延安附近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向部将们阐述了自己的计划：“李闯王要南下四川，那是步险棋。咱们不跟他走。咱们北上河套！”

河套地区——黄河“几”字形大弯怀抱的丰饶之地，水草丰美，牛羊成群，更关键的是，那里明朝的控制相对薄弱，蒙古各部虽然名义上臣服，实则自成一体。对义军来说，那里简直是“流寇界的五星级度假村”。

“河套有三利，”马守应扳着手指，“一利粮草充足，二利地势开阔适合骑兵作战，三利官军不敢深入——他们怕引起蒙古人误会。咱们去了那里，进可攻退可守，比在陕西强多了。”

部将们纷纷点头。确实，比起李自成那条艰险的入川之路，北上河套看起来稳妥得多。

十月中旬，马守应部开始向北移动。他们的队伍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强，短短十天就推进到长城脚下。在这里，他们遇到了第一个难关：长城防线。

明朝为了防御蒙古，在长城沿线设置了九边重镇，每镇都有重兵把守。虽然这些年因辽东战事抽调了不少兵力，但基本的防御体系还在。马守应要想进入河套，必须突破长城。

马守应不愧是老将，他没有强攻，而是选择了智取。他派人与长城外的蒙古部落联络，送上抢来的金银绸缎，请求借道。同时，他散布谣言，说官军即将出塞征讨蒙古，制造紧张气氛。

这一招果然奏效。蒙古部落既得了好处，又担心与明军冲突，便默许了马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