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有鱼的地方。”

崇祯皇帝对这个战略颇为欣赏，特批从自己的零花钱中拨出八十万两白银作为军费——这已是皇室最后的老本了。

同时，他还下旨从辽东前线抽调部分关宁铁骑南下助战，可见对此战的重视程度。

然而，历史往往充满讽刺。这场精心策划、重点在河南的大战，其序幕却偏偏在陕西这个“穷乡僻壤”拉开了。

这就像一场盛大宴席，主人准备了山珍海味，客人却从后厨的咸菜缸开始吃起。

命运的诡异正在于此：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中原大地时，陕西这个被认为“不足为虑”的边陲之地，却即将爆发出改变历史走向的力量。

李自成最近的日子过得确实憋屈。这位出生于陕西米脂的农民领袖，本名李鸿基，因家境贫寒曾为驿卒，后因驿站裁撤而失业，最终被逼上梁山。

他身材高大，鼻梁高挺，颧骨突出，一只大眼睛微微眯着——那是早年作战时留下的影响。虽然相貌不算英俊，但他性格坚毅，作战勇猛，因此很快在义军中脱颖而出。

自从老领导高迎祥在崇祯九年（1636年）被孙传庭俘虏，押送京师凌迟处死后，李自成就成了官军的“头号打卡对象”。

高迎祥被称作“闯王”，他被称作“闯将”，如今老闯王已死，他自然接过了“闯王”的名号，也接过了朝廷最大的仇恨。

其他义军兄弟的处境也不妙：过天星张天琳投降了，混天星郭汝磐被杀了，一盏灯张有义战死了，一块云张自秀失踪了……陕西境内的义军要么被消灭，要么举了白旗。只剩下李自成带着队伍，在陕西的沟壑山峦间玩着“躲猫猫”游戏。

李自成不是没想过突围。他多次召集部下商议：“陕西这地方，十年九旱，百姓都快饿死完了，咱们在这儿就是等死。必须冲出去！”

他想东渡黄河去山西开分店——山西相对富庶，且地势险要，易于防守。可黄河各渡口被官军守得像保险柜，沿河每十里设一烽火台，每五十里建一营寨，船筏全部被收缴，根本无隙可乘。

他想南下湖广或河南——那里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正是发展壮大的好地方。可商洛道被孙传庭重兵把守，武关、潼关等要隘都有精兵驻扎，简直铜墙铁壁。

他甚至想过杀回关中老家——毕竟人熟地熟。可西安府周边集结了数万明军，各个路口都设了关卡，盘查之严连只野兔都难以通过。

官军这是要逼死“创业青年”啊！李自成常常在深夜的营火旁，对着地图发呆。火光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跳动，那只伤眼在阴影中显得格外深沉。

崇祯十年的大部分时间，李自成只好带着队伍在甘肃、宁夏这些“经济贫困区”转悠。

这些地方穷到什么程度？一个士兵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自泾州至平凉，二百里不见人烟。路旁白骨累累，有全家倒毙于屋中者，尸已腐臭。树皮剥尽，草根挖绝，甚有易子而食者。”

部队的处境一天比一天艰难。粮草供应时断时续，经常一天只能吃一顿稀粥。兵器破损无法补充，许多士兵还拿着木棍竹枪。

更严重的是疾病流行——营养不良加上居无定所，伤寒、痢疾在军中蔓延，每天都有士兵倒下。

李自成记得最清楚的是八月的一天。部队行进到宁夏固原附近，前哨报告说发现一个小村庄。

士兵们兴奋起来——也许能弄到点粮食。可进村一看，整个村子死一般寂静。推开一扇扇破败的木门，屋里只有饿死的尸体，有的躺在床上，有的趴在灶台边，景象凄惨。

在一个稍显完整的院落里，李自成看到了一幕让他终生难忘的场景：一个母亲抱着婴儿坐在门槛上，两人都已气绝。母亲的右手食指咬在婴儿嘴里——她最后试图用自己的血喂养孩子。

这位铁打的汉子红了眼眶。他默默解下自己的披风，盖在那对母子身上，然后转身对部下说：“把咱们的干粮分出一些，留给还活着的人。”

那天晚上，李自成坐在营火旁，久久不语。他的侄子李过走过来，递给他半块硬得像石头的饼子：“叔，吃点吧。”

李自成接过饼子，却没有吃。他望着西北荒原上浩瀚的星空，突然开口：“这年头，造反也是个技术活啊。光会打仗不行，还得会找饭吃，会找路走。”

星空无言，只有远处传来野狼的嚎叫。

到了崇祯十年九月，李自成终于想明白了——在陕西继续耗下去，迟早要变成“陕西肉夹馍”里的肉馅。这个比喻虽然粗俗，却再贴切不过：两边是官军的重兵（两片馍），中间是他这支孤军（肉馅），一旦合围，就是死路一条。

九月中旬，李自成在甘肃秦州（今天水）召集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军事会议。与会的有他的侄子李过、大将刘宗敏、谋士顾君恩，以及袁宗第、郝摇旗等几位核心将领。会议在一个破败的山神庙里举行，神像早已残缺，蛛网遍布，倒是很符合他们目前的处境。

“诸位，”李自成开门见山，“陕西是待不下去了。东面、南面、北面全是官军，只剩下一条路——南下四川！”

谋士顾君恩站起身，走到墙上挂着的手绘地图前——那是他们从一个落魄书生那里缴获的，虽然粗糙，但大致准确。他用木棍指着地图：“大王请看，从秦州南下，经阶州、文县，可入川北。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粮草充足。更妙的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剑门关天下险，夔门天下雄，正适合我军休养生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