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深秋十月的时候，大明王朝这个曾经辉煌无比的东方帝国，在历经二百七十余年的风雨飘摇后，终于凝聚起残存的最后一丝气力，准备向那些被称为“流寇”的起义军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豪华套餐式围剿”。

这场被后世史家称为“十面张网”的战略行动，在陕西、河南、湖广、四川等广袤土地上轰轰烈烈地铺展开来，其场面之浩大、部署之周密、动员之广泛，堪称崇祯朝剿寇战争中的巅峰之作。

此时的紫禁城内，崇祯皇帝朱由检已经连续数月夜不能寐。这位年轻而焦虑的君主，坐在乾清宫的龙椅上，时常凝视着殿外那棵日渐枯萎的古柏，心中涌起无尽的忧思。

自他十七岁登基以来，这个庞大的帝国就像一艘四处漏水的巨舰，在惊涛骇浪中艰难前行。

辽东的满洲铁骑虎视眈眈，沿海的倭寇余孽不时骚扰，而最让他寝食难安的，正是那些在中原大地四处流窜的起义军。

这些被他蔑称为“流寇”的农民武装，如同燎原之火，已经烧遍了半个中国。

十月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照在紫禁城的琉璃瓦上时，兵部尚书杨嗣昌正跪在乾清宫外等候召见。

这位被崇祯寄予厚望的剿寇总设计师、总导演，手中紧握着一卷厚厚的作战方案，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他深知，这可能是大明王朝最后一次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围剿行动了。

“宣杨嗣昌觐见——”太监尖细的声音在空旷的宫殿中回荡。

杨嗣昌整理衣冠，深吸一口气，迈步走进了那座决定帝国命运的大殿。

殿内，崇祯皇帝已经端坐在御案后，面色苍白却目光炯炯。两侧站着内阁首辅薛国观、户部尚书李待问、工部尚书刘遵宪等一干重臣，个个神情肃穆。

“陛下，十面张网之策已筹备完毕。”

杨嗣昌展开手中地图，“陕西、河南、湖广、四川四省联动，设十大营，每营配精兵两万，辅以地方团练，总计兵力超过三十万。粮草已从江南调运，火炮从京师武库拨付，此战必能将流寇一网打尽！”

崇祯皇帝的手指在地图上缓缓移动，最终停在陕西与河南交界处：“杨卿，此战关键何在？”

“回陛下，关键在于河南。”杨嗣昌指向中原腹地，“河南地处天下之中，土地肥沃，粮草充足，乃是流寇必争之地。只要在河南布下天罗地网，阻断各股流寇之间的联系，便可分而歼之。至于陕西——”

他顿了顿，“陕西连年大旱，赤地千里，流寇在彼处难以持久，不足为虑。”

朝堂上一片寂静，只有殿外风吹落叶的沙沙声。众臣皆知，这已是帝国最后的豪赌。

国库空虚，边军疲敝，百姓困苦，若此战再败，大明江山恐将不保。

此时的中原大地上，各路起义军已逐渐形成了两大核心集团，宛如两个对抗朝廷的“旗舰店”：陕西分店由闯王李自成担任掌柜，河南分店则由八大王张献忠主持大局。这两大势力虽然名义上同属义军，实则各有地盘，互不统属，时合时分，关系微妙。

陕西分店的生意最近确实不太好做。自崇祯八年（1635年）荥阳大会后，义军一度声势浩大，甚至攻下凤阳，焚毁皇陵，震动天下。

但好景不长，朝廷调来了两位让义军闻风丧胆的“工商稽查”——三边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

洪承畴，字彦演，福建南安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此人深谙兵法，善于治军，更可怕的是他对农民军的作战特点了如指掌。他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对那些愿意投降的义军将领给予官职，对顽抗者则毫不留情。在他的指挥下，明军屡战屡胜，陕西境内的义军势力被大幅削弱。

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这位文官出身的将领，却有着不输武将的勇猛与谋略。他训练的秦军纪律严明，作战勇猛，更发明了专门对付骑兵的“火车营”——一种装载火炮的战车，能够在野战中有效遏制义军的骑兵冲击。

在这两位“稽查”的严查下，陕西义军的活动空间被急剧压缩。官军动不动就“查封铺面、扣押货物”——烧毁义军的营寨，抢夺他们的粮草，俘虏他们的家属。

然而更雪上加霜的是，陕西这地方连年大旱，从崇祯元年（1628年）起就几乎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庄稼连年绝收，百姓饿殍遍野。

经济萧条到什么程度？民间流传着一个苦涩的笑话：有土匪到陕西某村打劫，翻遍全村只找到半袋麸皮。土匪头子看着面黄肌瘦的村民，非但没抢东西，反而从自己口袋里掏出几文钱放在桌上，叹道：“这地方比我们还穷！”

虽是笑谈，却真实反映了陕西当时的困境。

在这样的环境下，义军的实力就像漏气的皮球，一天比一天瘪。粮草匮乏，兵器不足，士兵逃亡日众。

李自成麾下最鼎盛时期曾有十余万人马，到崇祯十年秋，能够随他转战的已不足三四万，而且多是面黄肌瘦之色。

杨嗣昌设计的“十面张网”战略，确实将重点放在了河南。这位熟读兵法的文官，在奏折中这样写道：“河南者，中原腹心之地，四通八达，粮草丰饶。流寇得之则可纵横天下，朝廷得之则可制其死命。今当于河南布重兵，设十营，如张网捕鱼，渐次收紧，则鱼虾无所逃遁。”

这个比喻很快在朝廷中流传开来，官员们私下议论：“杨尚书这是把陕西比作干涸的小河沟，河南才是水美鱼肥的大湖。捕鱼嘛，自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