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今后僧团的离散和佛法的衰微，迦叶于是提出召集长老会议来诵出经律。而在佛陀遗体火化后，他又将自己分得的舍利奉献给了摩揭陀国的国王阿阇世王（而根据多种佛典文本记载，这个国王从前竟曾加害过释迦牟尼），由此获得了世俗力量的支持。迦叶一心护法的诚心无可置疑，但无可否认，他确实具备清晰的形势判断力和娴熟的政治手腕。佛陀在入灭前，并未亲自指定他为僧团的继承者。迦叶审时度势，经过一番运作，最终取得了控制僧团的实际权力，并挑选了五百比丘于合城外的七叶窟进行了初次经律结集。

王舍城结集完全由迦叶一手主持，难免会留下他的烙印。在诵定经律的过程中，他事实上成了佛陀教义的最后裁定者。后世佛法的流布相传，与这次结集有极大的关系。但在结集之初，他以修行程度不够为由将佛陀侍者阿难排除在集会比丘之外就十分可疑。要知道阿难随侍佛陀二十五年，对佛陀教义的原貌最为精熟，他博学多闻，人称“佛法宝库”，后来经部的诵出就是由他独立完成的。迦叶严谨保守，重行戒律，性情刚愎自用，这在各类部派佛经的记载中所见多是。而佛陀在世时，他对阿难就非常倨傲不敬。阿难似乎是迦叶性格的反面，他个性温和宽忍，善于贯彻变通。阿难曾成功劝服佛陀让女性出家，迦叶当时就持极端反对的态度。后来，迦叶终于允准阿难参与结集，但阿难诵出的“微细戒可舍”的佛陀遗训却被他当场予以否决——理由是释迦牟尼没有具体指出哪些戒律属于“微细戒”。

迦叶的专断还表现在他与富楼那长老产生的教义分歧上。佛陀去世时，富楼那正在外地布教，未及赶回。当他率领弟子到达时，结集已近尾声。迦叶将结集情况向富楼那作了通报，希望他能认可同意。富楼那对律中有关禁止食法八事[1]提出了异议，认为不合佛陀的本意。被誉为“说法第一”的富楼那是第一个公开对迦叶主持的结集持不同意见的人。相传他与佛陀最初五弟子之一的跋波率领未入选窟内结集的一千名比丘进行了窟外结集，此事在后期部派的律藏（南传《善见律》、北传《四分律》、《五分律》）中都有记载。

对佛陀教义的持守分歧，预示着后世僧团中保守与变通的两大潮流。

高木繁护在书中大量引用了宇井伯寿那篇气度恢弘、论述精到的《关于阿含经成立之考察》中的内容。两人在学说上互为引证与支持，这足以解释何以两人当初会一起结伴到英国访问。

在甄别原始佛典的方法上，高木繁护继承并深入演绎了宇井伯寿提出的理论方法，认为现今所传的经藏与律藏，绝不可看成是佛陀亲说的传承原型，提出了“应向佛陀的根本思想上去求”与“文本的比对印证相辅而行”的两个重要观点。而比对印证的基础就是现存最早期的巴利文文本和汉译文本。南传巴利文五部尼柯耶（意为“经集”）都出自后期上座部某一支系，因所用语文接近佛陀在世时的印度俗语，较之北传佛教根据梵文译出的四阿含（与“尼柯耶”同义）更富于原始色彩，因此近世欧美学者多通过巴利文圣典的校勘来采证原始资料。但高木繁护并没有忽视北传四阿含的价值，四阿含分别译自后期不同部派，按年代先后次序，以《杂阿含》最先，其次是《中阿含》，再次是《长阿含》及《增一阿含》。从《杂阿含》的成文年代和行文简略的特点来推断，正可与南传巴利文佛典互为参照，成为探索原始佛法的共同指引。自南条文雄、高楠顺次郎以降，及至宇井伯寿等后代学者，日本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及时采纳了西方学人的方法体系，本身又兼有北传佛学的根底，这是日本近世以来数代佛教学者获得重要进展的根本原因。

在此基础上，高木繁护进入了对后期部派的比较研究。《东方圣教隐修法门》关于这个部分的解说引用了大量当时的研究成果。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提到了一个隐修教派的存在。在阿育王时期，上座部[2]曾有一支僧团深入了印度西北和现今尼泊尔地区，世称雪山部[3]。这个隐修教派极有可能与雪山部有关。此派认为阿难和富楼那才是正法结集者，奉释迦牟尼所说经为根本归依，视历次结集的佛典为旁出。同时，还糅合吸纳了被历代僧团极力打击的提婆达多学说。

而这个提婆达多，在佛教中的地位犹如基督教体系中的犹大。按照所有现存佛教文献的记载，他在释迦牟尼在世传法时就与佛陀产生了教义分歧。作为佛陀的对立面，提婆达多被归入了佛典中的“破僧”。

产生冲突的焦点，是提婆达多“谤毁圣说，决生邪见，定断善根。‘但有此生，更无后世。’作是知己，于其徒众别立五法”。此五法[4]主张生活起居应彻底戒除凡俗羁绊，其实是佛陀悟道前早已放弃的苦行道。须知迦叶本人在僧团中也以苦修著称，若因此行为而产生争端分歧，似乎并没有说服力。此外，提婆达多还否认消极的轮回观念。他与另一佛陀弟子富楼那的见解相似，不承认有今世、后世，极力反对对教理的世俗化歪曲。

高木繁护认为，后世佛教的种种弊端流俗皆因之而起。即使在现存正统佛典的文本中，佛陀也从未正面阐述过简易直观的“轮回”说，他所概说的只是寓言化的“十二缘起”。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佛陀的“因缘说”本义反而与提婆达多倡导的“教理的非世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