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更为贴近。在初次结集时，佛陀的很多原初教义在迦叶的权威下被消解或过滤了。迦叶逝世后，阿难继承了法钵，但此时迦叶的“修正教理”已成正统。

至于提婆达多的公案，迦叶正是始作俑者。在隐修教义中，提氏只是佛陀大弟子中较为偏重头陀苦行的一位，却因公然挑战迦叶而被竭力攻击贬低。根据正统派佛典所载，提婆达多这个阿难的亲兄弟、佛陀的堂兄弟曾与阿阇世王联手加害佛陀，犯下破僧、伤佛、杀比丘尼三种恶行，因而被打入了地狱，而“共犯”阿阇世王后来却觉悟逆转成为护法王，这完全不合逻辑。联想到阿阇世王对初次结集的赞助支持，就不能排除迦叶及正统派僧人党同伐异的嫌疑。

奇怪的是，在后世的《增一阿含经》中，提婆达多因为加害佛祖，“堕入地狱，受大苦难。便发悔心，称‘南无佛！’”。而身处地狱的提婆达多竟被佛陀授记为了辟支佛[5]，名曰南无。根据这部经所说，佛陀弟子目犍连和阿难分别前去地狱探望过他。这显然是后世僧人为弥合正统教派和隐修教派的巨大分歧而作的巧妙妥协。

梁僧祐《释迦从弟调达出家缘记》中曾就此谈论道：“拾检调达之历缘也，亟为戚属恒结仇雠，岂以标明善恶影响秘教乎？是故经言：若言提婆达多造逆罪堕阿鼻者，无有是处。斯乃诸佛境界，非二乘所测也。”连僧祐也觉得不可思议。

高木诘问道，如若提婆达多确是与佛陀势不两立的恶人，怎可能被接纳成为辟支佛呢？

读到此处，宋汉城不由联想起中国学者季羡林。关于提婆达多教案，季氏也写过一篇分析精到的专题论文，与高木繁护书中的论见可谓是不谋而合[6]。

而事实上，奉持提婆达多学说的教派僧团在印度本土绵绵流传未绝。由于印度不重历史记载，中国古代求法僧的实地记录倒为我们提供了该教派存在与衍变的确切证据。

在《高僧法显传》中，五世纪初中国求法僧法显即在印度合卫城见到此番景象：“调达亦有众在，常供养过去三佛，唯不供养释迦文佛。”

玄奘于七世纪到印度，在其《大唐西域记》卷十中，记有他在羯罗拿苏伐剌那国的所见：“天祠五十余所，异道实多。别有三伽蓝，不食乳酪，遵提婆达多遗训也。”

在玄奘访印几十年以后的同一世纪，义净随后又到印度。他在《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九的一条夹注中曾详细论及他所见到的这个异端教派，并说“在处皆有天授种族出家之流”[7]。这里的“天授”即是“提婆达多”的别译。

至于隐修教派、雪山部及提婆达多僧团三者之间的渊源联系，高木繁护在《东方圣教隐修法门》中并未进一步展开叙述，却已勾勒出了一个明确的探索方向。

从历史的缝隙中透出了一线微光。

须知中国求法僧到访印度之时，距佛陀和提婆达多的时代已有一千多年。他们的见闻记载，证明了秘密教派确有存在且绵延有继。其教派信众在当时人数众多，传布区域极广。在佛教此后的发展过程中，它们与经院化的正统部派相对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潜在力量。

这是异常复杂艰深的学术课题。在众多佛教徒看来，甚至是离经叛道之说。可是，在视“真理为惟一正途”的学者和真正的信仰者看来，却是拨开历史迷雾、洞见真知的一个回归旅程。站在承续佛教这个东亚文明根脉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份共同的遗产。

这一刻，循着当年高木繁护探索的足迹，宋汉城逐渐进入了这个少有人涉足的领域。而更多的未知即将一一呈现。

高木直子没有去打扰宋汉城。下午三点左右，他们抵达了默克夏姆这个英国中部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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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座部是早期佛教中的一个主要派系，与大众部并列为最早的两个分支。佛陀灭度后一百年，僧团内部即对戒律的执行产生了纷争。据南传佛教《岛史》所载，部派分立始于佛灭后两百年。因对戒律的看法不同（对“十事非法”的分歧，尤其是否可收受金银布施），耶舍比丘会集七百上座比丘，在吠离舍结集戒律。谨守戒律的僧团，称为上座部。而另外会集成立戒律的僧团，则称大众部。上座部属于保守但较为遵守原始佛教教义的派别。此后，它自身也不断分裂，前后共衍生出很多不同支派。现代南传上座部佛教即是源出于上座部传至斯里兰卡的一支。

[4] 提婆达多的“五法”分别是不居阿兰若（僧舍），于树下坐，常行乞食，但蓄三衣，着粪扫服。

[6] 季羡林说：“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的堂兄弟，在佛经中他被描绘为十恶不赦的坏人。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能、威望很高的人。他有自己的戒律，有自己的教义，有群众。他同释迦牟尼的矛盾绝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佛教史上是重大事件。他的信徒，晋代法显在印度看到过，唐代玄奘和义净也看到过。足征他的影响之深远，历千数百年而不息。这是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必须改变对整个佛教史的看法。……在佛教史上有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解决，提婆达多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两千多年来，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被遗忘、被歪曲，今天是还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