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阔的界域，在研究的精深及方法的拓新上，日本走在了中国前面。只有承认这一点，才有可能开创新的局面。

佛教这个东方宗教正蕴涵着呼应未来世代的真知灼见。宋汉城已切身感受到它的深远意义，这赋予了他超出国内一般学者的信念。这并非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是某种发掘新知的无尽渴求。自后秦弘始三年（公元四〇一年）鸠摩罗什被迎入长安以来，一代代的中土僧侣和求道者也曾怀有同样的热情和诚挚信念。重振玄奘、法显和历代大德的求道精神正当其时，今后的佛学研究应以探求人类真谛为惟一的坐标和旨归。而工作的展开，必须建立在广泛的个人觉悟和相互合作上。

宋汉城的旅程将他带到了这里，东方研究所四楼的特别收藏室。这里平时并不对外开放，因此，本特利先生按照程序得先去隔壁的办公室做个登记。

“本特利教授，您还没有出发去休假？”一头银发的女管理员问道。

“明天就动身，沃德丽夫人。今天刚好有两个朋友来牛津，我带他们来您这儿逛逛。”

“您和阿文登先生预约过么？”阿文登先生是牛津博德里安图书馆的总看管人。这是牛津的规矩，为了保证手稿的安全，合议会理事也需事前通报外来调阅资料者的意图。

“现在联系不迟，我这就打给他。”本特利咕哝着，“他的号码是多少来着？”他一边和沃德丽夫人攀谈着，一边拨着电话。电话通了，不过，本特利和阿文登先生在电话里聊起了度假地的地理优选问题，争论着秋天在哪个气候带度假最为适宜。本特利大笑着，因为他被阿文登先生的风趣给“逗乐”了。

好了，铺垫结束，本特利导入了正题，说得很随意：“理查，我有两位亚洲朋友，哦，是的，是佛教学者，恰好在我们的馆藏里有其中一位朋友的祖父当年留下的学术通信。我想我们应该欢迎这样怀旧式的访问，不是么？”

随后，他挂了电话。

女管理员不久就收到了回复，阿文登先生从总馆发来了一封许可参观的电子邮件。现在，本特利只需填写表格就行了。如果是正式程序，他还得把客人带到阿文登先生办公室，颇费一番周折呢。

“您这里是否可以查看以往年份的访问记录？”宋汉城问女管理员。

“一九九八年以后我们才有电子日志档，再早些的记录，我得去库房查看保存的档案账册了。”

在查看信件之前，如果能让管理员找出中村近几年过访牛津时的记录就好了。运气好的话，或许有意外收获呢。本特利见机马上就和沃德丽夫人套起了近乎。

宋汉城不得不叹服博德里安内部管理的缜密。让他们意外的是，沃德丽夫人不但找到了中村近几年的调阅记录，甚至还找到了中村增造和J博士历年的调阅记录。

遗憾的是这份卷宗里没有记录他们当时的查阅内容，只标注了日期。

“他们查阅的内容，您这里有其他的记录么？”宋汉城又问。

女管理员有些疑惑，因为这几个东方人似乎不是来查阅资料的。

本特利教授及时解了围：“他们正在做一个日本佛教学术史的研究项目，因此，对日本学者在牛津的经历非常感兴趣。我相信您会想到办法的。”

“原来如此。但是，您只能看到博德里安采用SOLO系统以后的查阅内容记录。全靠我们的科技进步，以前我们是无法跟踪所有资料的使用状况的。”

“那就麻烦您啦。”本特利教授说，冲着直子他们调皮地眨了眨眼。

中村在博德里安图书馆可找到的查阅记录一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SOLO系统运行后当年的十二月二日，他查看的是南条文雄在牛津期间所发表的论文《英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

第二次是在二〇〇二年的年末，这次他查阅的是宋汉城他们将要调阅查看的那些往来通信，并且带走了拷贝复印件。

第三次是在第二年的二月，时隔不久，中村又回到这里，他查阅的是《东方圣教隐修法门》——竟然是高木繁护另一本不为人知的著作！这个书名让宋汉城马上联想到《早期佛教正伪辨》里的那句题词：

提婆达多与阿难大士，隐修之法门。

此前，这本书从未出现在公开的学术书目上。

“沃德丽夫人，这本《东方圣教隐修法门》也是馆藏书籍么？”宋汉城问道。

管理员只得满足这两个麻烦来客的要求，开始在电脑上查询：“哦，是的，就在特别收藏部。”

也许所有的终极答案就隐藏在这间图书馆的僻静一角中。在本特利先生陪同下，他们进入了阅览室。

随着东印度公司进入南亚并在远东建立起疆域广阔的前沿殖民地，牛津大学在两百多年中逐步累积起了数量惊人的馆藏。为安全起见，对这里收藏的纸本原件（大量古代手稿、中国汉简和宋版珍籍、贝叶经文和珍本书籍等）采取了最为周全的保护措施，除了制作微缩胶卷，所有原件都被拍下了高清数码影像资料，并提供阅览的副本。

阅览室的设备配置非常先进，三台带五十二英寸平板显示器的主机可供浏览者同时调阅或处理不同的文件，第一台主要用于文件搜索和图像阅览，第二台可以仔细阅读已转成纯文字格式的文件内容，第三台主机附带一台最新研发的小型印书机，可以将电子书打印成册。

在不在场的中村的提示下，宋汉城和直子在牛津业已锁定了搜索范围。和当年的中村一样，他们将仔细阅读几位学者间的往来通信，还有高木繁护的另一本书。

也只有迂腐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