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尺拉长了就会被风吹成弧形。我们想光是风就会让他们失去准度。

可是他们带着计算机器，根据风吹弯的皮尺长度，一下就算出了直线距离。

他们有一个公式，套进去一算就出来结果，比我们套牛车还简单。

有一年，上面又来了两个人量我们的地。晚上我们请他们喝了顿酒，酒是用点灯用的酒精兑的，两三杯就把那两个人灌翻了。

我们把他们的皮尺翻出来，放到开水锅里煮了两个时辰。皮尺用烫水一煮就缩短了，那些厘米和分米全不准了。

那一次，这两个人冒着夏天的大日头，在我们的地里汗流浃背忙活了十几天，带着一大堆错数字回去了。

他们测定了地，接着又来测亩产。

庄稼青青时他们就来了，一块地里选几片，说是抽样调查。还数一棵麦穗上有多少麦粒，一根棒子上有多少颗苞谷籽。他们抽测完就把我们村一年的亩产总产全拿走了。

他们手里拿着我们看不见的一把镰刀，从高处先收走了粮食的数字。该我们收获时只剩下些仅能填肚子的籽粒和喂牲口的禾秆了。

他们从不把抽测的亩产总产告诉我们。背着我们写在一个本子上，装进黑皮包里。走停都提着，生怕我们知道了。

到秋天他们反让我们上报产了多少粮。

我们感到上面在考验我们是不是诚实，它对我们越来越不放心。

不过我们有办法向上面表达我们的诚实。

那些抽测员临走前，我们照样会请一顿酒，顶多破费点酒精，少亮会儿灯。当他们醉翻后我们打开黑皮包，把他们本子上的数字全抄到我们的本子上。

这些数字本来就是我们村的。

到秋后我们会照着这些错数字，非常诚实准确地把亩产总产报给上面。

我们报给上面的数字，还有每年村里刮几场风，每场风中树摇晃几下，树每摇一下落几片叶子，全村人每年放多少个屁，说多少句话，掏多少次鼻孔……

我们把能想到的全做了调查，制成表报给上面，免得他们以后再下来向我们要数据。我们村太僻远，上面下来人也不方便，再说，下来了还得我们拿水兑酒精招待他们。

你别担心，即使我们把调查的真实数字全报给他们，也仅仅是些数字，我们并没把这些东西给他们。那些东西依旧在我们村里，它们从不知道自己有数。

我们给上面报的数字越多，上面对我们村越无知。

没想到那些数字报上去两个月后，上面又来了一群人，全穿白衣服，神经兮兮的样子，嘴全用白布蒙着，一句话不跟我们说。把我们全集中在以前圈牛的大墙圈里，一个挨一个扳着我们的头看过来看过去，还用一种铁东西夹在我们头上冰凉凉的，我们害怕极了，以为这次他们要调查我们头上有多少根头发。据说头上有多少根头发，头里就有多少个想法。上面想知道我们脑子里的想法，想知道我们的梦，多可怕。

我又听到那群女人说话

这棵树的影子怪怪的，觉得像个什么东西，又一时想不出。这会儿工夫它朝东移了几尺，我站在树西边，阴凉离我更远了。

你家男人鞋底通了，也不修修，五个趾头露在外在，看脚印好像熊进村了。

还说呢，你们家男人帽子上常年落着鸟屎，也不脱下来打打。

唉，那些男人，一年四季围在一起，也不知道忙些啥。

我们家后墙上的裂缝，都能钻进一条狗了。早几年刚裂个小缝时，就催他爸用泥巴糊糊，就是不干，一年推一年，今年又推过去了。

你看我们家房顶，都快坠到炕上了。十几年前我就让他爹立个柱子把大梁顶住，那时梁还弯得不厉害，人也年轻力壮，出口气都能把房顶撑住。不在乎，整天不知在忙啥大事，从不把房子里的事当回事。

原想他们忙活几年，外面的大事忙完了，就会回到家做点小事。

一个男人不干点大事一辈子都觉得没出息。

一村庄男人要不干出点大事来，他们觉得丢村庄的人呢。

你看他们把村庄折腾成了啥子？

好像还没折腾够，都多少年了，他们那点子事，没完没了了。说走吧，又走不掉。不走吧，又不在村里好好过生活。

我又听到那群女人说话。这是我最后听到她们的声音，温温暖暖的，带着舌头上的热气，我回过头望着她们。

我快看不清楚了。

每年都有一两个人留在去年

他们把房子搬到又一年，回来的人就找不见了。隔着年月，常听见有人仓促短暂的一两声叫喊。

每年都有一两个人留在去年，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在黄昏或深夜，地悄静下来时，听见有人在不远处说话和劳作。

“那是冯大的声音，他在吆牲口，嗓子哑哑的，像从门缝挤出来的声音，他被留在去年了。”

去年他的麦子晚熟了几个月。人们收完苞谷，快清场过冬了，看见他还在那片麦地里，扎麦捆子。

“我们等不及这个人了。”冯七说。

开始有人往窖里入冬菜。有人爬上房顶，边收拾晒干的粮食，边看着村东边那片孤零零的金黄麦地。

冯大装上车的麦子停在地里，隐约听见他吆喝牲口，听见车轮的“咯吱”声。可是，那车隔年月的麦子再不会运进村子。

经常有人在黄昏后，耳朵贴着西边红云低垂的天幕倾听。

“又有声音了，好像是王二爷的。”

他们窃窃私语，像另一些我们在那边说话。还是去年的那些活，拖累着他们。

有时那边喊孩子，声音细细长长的，像在喊我们中的一个人。像谁早已过世的奶奶的声音。有人“啊啊”地答应，低声喊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