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作品的真实性。作家们长年累月在孤独中写作，在这份事业里投入了他或她的全部心血，为了一个简单的句子可以反复琢磨六十二遍，然而收获的却是对文学的极度无知无觉，对文学的全然不理解，对文学意义的漠视。在他们的眼里，作家精心构造的一切，煞费苦心写出来的一句句一段段，不是噱头就是谎言。作家们因此失去了文学动力。刻画现实的兴趣也因此降低到零点。作家们主要的写作动力总是来自于他们自身，而且一般都不会很大。

值得欣慰的是，事实证明这些作家们根本不像他们自己以为的那样比我们优越——他们其实还不如我们普通人呢。这些悲惨的天才们哪！

严肃的文学会尽量去回避解释与声明——那是为了启发人们去思考——这一点实在让你们这些文化记者头痛。在你们这些懒惰的记者眼中，只有假设的原始素材才值得重视，只有那个才是真正的小说。海明威早期的小说里呈现出来的独特的想象（在字里行间，想象变形为一个个短篇故事和美国式的散文）是不被你们文化记者理解的，而你们通过自己的写作将真诚的英语转变为废话。如果你对一个文化记者说：“只允许你研究小说本身”，那他就会哑口无言的。有想象力吗？没有。有文学性吗？没有。所有精致的部分——甚至不那么精致的部分——全都消失不见了，只剩下这些因海明威的行为而觉得感情受到了伤害的人们。海明威有权利怎么怎么吗？任何一位作家有权利怎么怎么吗？在你们这种报纸对“艺术”尽心尽责的伪装下，是一帮江湖艺人在竭力摧残文化的野蛮行径。

如果我有斯大林那样的权力，我不会把它浪费在镇压富有想象力的作家身上。我会把那些对富有想象力的作家说三道四的家伙镇压掉。我会下令禁止在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公开讨论文学。我会在全国范围内下令禁止在任何一所小学、中学、大学和学院里上文学辅导课。我会把书友会和互联网上的书评都宣布为非法，会让警察去监督书店以确保没有一个店员敢与顾客谈论书籍而且顾客之间也没人敢相互交流。我要让读者们与书本待在一起，让他们通过书本本身去了解书本的意义。为了给这个被你们的废话污染了的社会消毒，我必须把这项工作坚持好几百年。

艾米·贝莱特

如果我是个不认识艾米的人，读了这封信，我也许会在表面上接受她的观点，会带着些许同情地理解她的怒火，尽管我把自己排除在她所谓的“文化记者”的范围之外，因而从来也无需像她那样去思考去议论，那真是天大的幸事。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觉得这封信的焦点及我的兴趣所在集中于第二段里的几个句子，艾米在厨房里准备面包吐司、果酱和茶水的时候，我把这部分重读了一遍。“这个作家有没有越矩的地方，不是出于文学审美上的必要，而是针对他或她的女儿、儿子、母亲、父亲、配偶、情人、朋友、出版商，或者宠物？”“同父异母的姐姐”没有出现在这份越矩的名单上，是因为她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是什么使她勃然大怒的，还是因为她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在行文里句句小心，以防“同父异母的姐姐”这个字眼在得了肿瘤的脑袋里不知不觉地溜出来呢？

我觉得她这封写给时报的信主要是因为理查德·克里曼的缘故。

她拿着一个装了食物的托盘从厨房里走出来，我说：“曼尼给你这么雄辩这么辛辣的句子打了几分呢？”

“他没有给我打分。”

“为什么不打？”

“因为它不是我写的。”

“那是谁写的？”

“是他写的。”

“是吗？可你刚才告诉我这是一个疯老婆子的喋喋不休呀。”

“我说的不太真实。”

“那么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是他口述的。这些是他说的话。他说，‘阅读和写作的人们，我们完蛋了，我们是见证了文学时代没落的鬼魂——把我的话记下来。’我照他说的做了。”

我一直坐在那里听她讲话，直到午夜都过去了许久。我几乎一言不发，听她说了许多。我相信她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真实的，我也能够理解她的意思。就我的观察来看，她一点也没有故意要误导我的意思。只是因为她语速飞快地把过去的大量存货一下子倾倒了出来，使得她说出来的许多细节都彼此纠结在一起，所以你有时会觉得她完全被肿瘤控制住了。或者是因为肿瘤轻而易举地颠覆了通常由习俗和规矩建立起来的禁忌。或者是因为她已是一个病入膏肓、孤独绝望的女人，这么多年来从没有一个男人对她感兴趣，而此刻她又能陶醉在一个男人关心的目光里，这样的一个女人，在五十年前，与一个了不起的爱人共同生活了宝贵的四年，在她的眼里，作为一个作家和男人，这个男人的真诚就代表了他最为高贵的品质，而如今却因遭到“一个自卑者的不明原因的憎恨”的威胁而面临倒塌，这个人竟然还自诩为是她的爱人的传记作者。也许这如洪水爆发般的语言恰恰揭示出她承受的苦难太深太久，在没有他的世界里她已生活得太久了。

看着一个人的大脑思维一会儿兴奋一会儿消沉是很有意思的一桩事情。有时她会令人忧虑地沉默下来，在滔滔不绝了数小时后，她疲惫地望着我，目光里也许有我没能察觉出来的睿智，问道：“我曾经嫁给过你吗？”

我笑着说：“我想没有吧。不过，我曾这么想过。”

“想我们做夫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