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永安二年的春夏之交，如同一锅被文火慢炖的浓汤。

在看似平静的氤氲热气下，酝酿着足以重塑神州大地的深刻变革。

朝堂上那日关于几个清要职位的小小风波，仿佛只是投入湖面的一颗石子，涟漪散去后，水面复归平静，甚至平静得有些异样。

杨子灿依旧每日往来于魏王府与紫微宫之间，批阅着仿佛永远也处理不完的公文，主持着关乎国计民生的政事堂会议。

只是，他眉宇间那份在战场上淬炼出的锐利，正逐渐被一种更深沉、更审慎、更伪装的平淡所取代。

藏锋于睿，不露声色，气也。

马上就三十而立的杨子灿，他深深地知道，真正的较量，早已不在朝堂的唇枪舌剑，而在于如何将“永安”二字。

那纸面上的年号，要变为烙印在帝国每一寸肌理上的现实。

这，需要的不是权谋诡计，而是扎扎实实的制度重建与人心凝聚。

一份由中书省草拟、经政事堂合议、最终由皇帝杨侑用玺颁行天下的《郡县厘定及地方治理新章》，如同一声春雷，震动了整个永安朝的官僚体系。

诏书的核心，直指帝国统治的根基——地方行政制度。

诏令宣布，彻底废除隋初以来过于冗杂的州郡设置。

回想大业全盛时，天下有一百九十二个郡（州），下辖一千二百二十六个县，层级繁多，官员臃肿，政令传递效率低下，更易形成地方割据的温床。

如今，经过严密的实地勘察、人口统计与经济评估，天下郡（州）级行政区，被大刀阔斧地裁撤、合并，最终定为六十有二。

这个数字，并非随意而定，杨子灿在审阅草案时，盯着“三十一”这个数字看了许久，最终朱笔一挥，改为了“六十二”。

当时，他有着些许胡须的嘴角，露出一丝无人察觉的、属于穿越者的微妙笑意。

这个数字，正好是前世那个伟大国度省级行政区数量的两倍。

呵呵，一种隐秘的致敬与恶趣味。

与此同时，县级行政区却并未随之减少，反而进行了扩大与重组。

原有的县或被合并，或被拆分，以适应新的郡治和人口分布，最终县级单位的总数，被定格在两千八百四十四个。

当这个数字在朝会上被宣读时，许多老成持重的官员都暗自咋舌，觉得过于琐碎。

唯有杨子灿心中明了，这个与前世祖国县级行政区数量高度重合的数字，代表着一种对基层控制力达到极致的理想蓝图。

县的数量增多，意味着管理更精细化，中央的触角能更深入地延伸到帝国的末梢。

更重要的是，诏书明确规定，所有郡守、县令，乃至其下属的丞、尉、主簿等佐官，其任免权悉数收归中央吏部。

地方长官，彻底失去了自行征辟僚属的权力，从根本上杜绝了门阀、豪强通过控制地方僚佐来架空朝廷命官的可能性。

人事权的高度集中，如同给帝国的躯体穿上了一件紧身衣，虽然初期可能感觉束缚，却是杜绝肢体臃肿、尾大不掉的良方。

如果说郡县改制是重塑帝国的骨架，那么随之颁布的《乡里保甲新制》与《永业田租赁承包令》，则是试图激活帝国血脉与神经的尝试。

基层治理，被细化为乡-里-村-保-邻五级。

原有的“乡五百家，里百家”被打破，重新规划为乡八百，里二百，村四万的宏大网络。

每一级设耆老、里正、村正、保长、邻长，职责明确，层层负责，将帝国的统治意志，如同毛细血管般，渗透到每一个村落，甚至每一户人家。

这不仅仅是管理，更是一种无声的宣告：皇权，不再止于县衙。

而《永业田租赁承包令》的颁布，更是石破天惊。

它以国法的形式，明确宣告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一切土地所有权归于国家。

但同时，它又赋予百姓绝对的租赁权和承包权。

由官府统一丈量土地，登记造册，然后向无地、少地的农户颁发盖有官府大印的租赁文书或承包契书，明确标注土地位置、面积、等级，并规定 “七十年不变，不准私人买卖”。

与此同时，朝廷以“赊贷”的形式，向这些承包土地的农户提供种子、口粮、甚至牲口和农具，待秋收后再以粮食或钱帛逐步偿还。

大规模的以工代赈工程在各郡县展开，修葺水利，开辟道路，清理河道，既安置了流民，恢复了生产，也改善了基础设施。

朝廷的目标清晰而坚定：藏富于民。

一批批精通农事的“农学官”，带着从粟末地引种成功的玉米、土豆、优质稻种等新作物，像种子一样被撒向各地。

他们指导农桑，推广轮作、施肥新法，甚至鼓励农户在自愿基础上，组成 “农业生产合作社” ，共同抵御风险，提高效率。

这是一场静悄悄的，却又是翻天覆地的革命。

它没有战场上金戈铁马的壮怀激烈，却同样需要魄力与智慧。

而执行这场革命的，是一批被杨子灿从历史尘埃中提前发掘，或破格提拔的能臣干吏。

杜氏三兄弟——杜正玄、杜正藏、杜正伦，以其卓越的行政才能与文学素养，被分别派往关东、河北、江南等重要郡县担任长官，他们清理积弊，推行新政，政声卓着。

曾在天水郡上珪县做出成绩的许敬宗，因其干练与（在杨子灿可控范围内的）机变，被擢升为西安郡（由原大兴城及周边改制）的行政副手，辅佐屈突通处理这个帝国旧都、百废待兴之地的繁杂政务。

而被杨子灿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