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位置。现在一共有六个人，其中一个在瘟疫刚流行的时候死于霍乱，另外两人就从广州赶过来了。”

凯蒂的身子哆嗦了一下。

“你冷吗？”

“不，只是无故打了个冷战。”

“她们离开了法国，也就永远离开了。不像那些新教传教士，时常会有为期一年的休假。我一直认为这是最难熬的。我们英国人都不太依恋故土，可以四海为家。但是法国人不一样，他们很依恋自己的国家，几乎是一种天然的维系。他们离开故土就再也不会觉得真正安闲自在。这些女人能做出如此的牺牲，总让我非常感动。我想，假如我是一个天主教徒的话，就会觉得这种事情很自然了。”

凯蒂冷静地看着他，她不太明白这个小个子男人说这些话时抱有何种情感，怀疑他是不是在故作姿态。他喝了不少威士忌，也许已经不太清醒了。

“自己去那儿看吧，”他说，带着那嘲弄般的笑容，快速揣测着她的心思，“不会比吃个番茄更危险的。”

“如果你不害怕，我也就没什么理由好怕的了。”

“我想你会觉得很有意思，那里就像一个小小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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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坐一条小舢板渡过河去。栈桥那里已经有一台轿子等着凯蒂，抬着她上了山，来到了水闸那边。苦力们就是经过这儿去河里取水，他们急匆匆来回往返，肩上用轭索拴着大水桶，溅得田埂上湿淋淋的，就像下过一场大雨。凯蒂的轿夫用短促、尖利的声音吆喝着，催他们让开路。

“自然是各种生意都停顿了，”沃丁顿说，在她的旁边走着，“在正常情况下，苦力们忙上忙下，担着货物去帆船那边，你得跟他们抢道才行。”

街道很窄，曲曲弯弯，凯蒂完全没了方向感，不知前往何处。许多商店都关了门。在来这儿的旅途上她已渐渐习惯了中国街道的杂乱邋遢，但这里的垃圾污物已经堆了好几个礼拜，熏天的臭气让她只得掏出手帕捂住自己的半张脸。经过中国城镇总会遇到人群盯着她瞧，让她不堪其扰，但她注意到现在只是偶尔有人投来漠然的一瞥。路人稀稀落落，不像往常那样拥挤，似乎都在一门心思忙自己的事，他们畏畏缩缩、无精打采。间或经过一座房子，听到锣声还有不知什么乐器发出凄厉而悠长的哀鸣，那一扇扇关闭的房门后面都躺着一个死人。

“我们到了。”沃丁顿终于说。

轿子在一个小门口放下，门的顶端镶嵌着一个十字架，两侧是长长的白墙。凯蒂走出轿子，而他按了按门铃。

“你不能指望什么隆重豪华的排场，你知道，他们穷得厉害。”

一个中国姑娘开了门，沃丁顿说了句什么，她便带着他们进了走廊一侧的一间小屋。屋里有一张大桌子，上面铺着方格子油布，靠墙摆着几把硬木椅子。房间的一端有一尊圣母玛利亚的石膏像。不一会儿，一个修女走了进来，又矮又胖，长着一张俗常的面孔，脸颊红润，两眼闪着愉快的光。沃丁顿把凯蒂介绍给她，称她圣约瑟修女。

“C'est la dame du docteur?（这是医生的妻子吧？）”她笑盈盈地问，随即补充说院长马上就过来。

圣约瑟修女不会说英语，凯蒂的法语也结结巴巴，但沃丁顿说得流畅自如。虽说不太准确，他口若悬河的一通诙谐议论还是让性格开朗的修女乐不可支。那欢快爱笑的样子让凯蒂大为惊讶，她本来以为修道院的人总是一脸严肃，这种孩童一般的甜蜜欢乐深深触动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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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开了，让凯蒂惊奇的是，那道门极不自然地、就像是自己沿着门轴向外转开了，接着院长嬷嬷便走进了小房间。她在门槛那儿站了一会儿，看着咯咯笑的修女和沃丁顿那张布满皱纹的小丑脸，唇边浮现出一丝凝重的笑意。接着，她走上前来，朝凯蒂伸出手。

“费恩太太吗？”她的英语带有浓重的口音，但发音很准确，一边微微躬了一下身子，“我很高兴结识我们那位善良、勇敢的医生的妻子。”

凯蒂察觉女院长的眼睛久久注视着她，品评着，没有一丝尴尬。这目光是如此直率，以至于并不显得失礼，似乎这个女人的本职就是来评价他人，而她从未觉得有必要借各种手段加以掩饰。她端庄而亲切地示意她的客人就座，自己也坐了下来。圣约瑟修女依然笑着，但已不再做声，站在女院长身旁稍稍靠后的地方。

“我知道你们英国人喜欢喝茶，”女院长说，“我已经吩咐过了，不过很抱歉，是按中国的方式喝茶。我知道沃丁顿先生喜欢威士忌，但恐怕我给不了他。”

她笑了，那庄重的眼睛里带了一丝悻悻的神色。

“哎呀，ma mère（我的院长嬷嬷），你这么说，就好像我是个老酒鬼似的。”

“我倒希望你说你滴酒不沾，沃丁顿先生。”

“我什么时候都能说我滴酒不沾，一沾就过。”

女院长笑了，把这句无礼的狡辩给圣约瑟修女翻译成法语。她用友善的目光看着他。

“我们必须体谅沃丁顿先生，有两三次我们一点儿钱都没了，不知如何养活那些孤儿，都是沃丁顿先生帮了我们。”

给他们开门的那个皈依者端着一个托盘进来，上面放着中国茶杯、茶壶，还有一小盘法国点心，称做玛德琳蛋糕。

“你们一定得吃点儿玛德琳蛋糕，”院长说，“这是圣约瑟修女今天早上亲手为你们做的。”

他们聊起平常的话题。院长询问凯蒂在中国待了多久，从香港来这儿时一路上是否劳顿，又问她去没去过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