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你当真再也不需要这两张护照了吗？”

“你不妨拿你的一张来跟我交换，”他说，“我还要用一用，也只消一两天工夫。仅仅是为了出境。”

我瞅着他。

“在外籍志愿兵团里，他们是不会查看护照的。我用不着告诉你，他们容许流亡者去参加。只要像笑眯眯之流的野蛮人仍然活着，那么自杀将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那就糟蹋了一条本来可以用来跟他们战斗的生命。”

我从口袋里掏出我的护照，递给了他。

“谢谢你，”我说，“我真心诚意地感谢你，施瓦茨先生。”

“另外，还有一点儿钱。我用不着那么多。”施瓦茨看了看表。“你能不能再替我做一件事？过半小时，他们就要来运走她了。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

“好的。”

施瓦茨付了账。我们走出屋子，进入了绝妙的清晨。

外面停着那艘轮船，白皑皑、晃悠悠地浮在塔霍河上。

我站在那个房间里，挨在施瓦茨旁边。镜子的框架依旧吊在那儿——空空的。打碎的玻璃都已经扫清了。“昨天夜里，我是不是应该跟她在一起？”施瓦茨问。

“你是跟她在一起啊。”

那女人躺在棺材里，凡是死人总是这个样，她的脸看上去是无限的超脱。什么都与她无关了，施瓦茨也好，我也好，她自己也好。无法想象她从前的模样。躺在那儿的，是一尊塑像，只有施瓦茨一个人才留有她呼吸时的印象。可是，施瓦茨现在却相信我也跟他有同样的印象。

“几封信……”他说。“就在昨天……”

他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了几封信。

“这些信我都没有看过，”他说，“把它们拿走。”

我拿了信，正想把它们放进棺材里。随后，我重新考虑了一下，决定不这么做——此刻，这个死了的女人毕竟只属于施瓦茨一个人，或者他相信是这样。别人的来信已经变得毫不相干——他不需要她将它们带走，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把它们毁掉，因为它们到底曾经是属于她的。“由我拿着吧，”我说着，便把信藏进了口袋，“它们已经失去了意义。它们的价值，还比不上一张你可以用来买一盆汤的零钞。”

“拐杖，”他答道，“我知道。她曾经管它们叫作拐杖，说是她要继续对我忠实就需要这些东西。这你明白吗？说来荒谬……”

“不，”我说，随后，我十分小心谨慎并怀着满腔的同情说，“在这最后的时刻，你为什么不能让她安静一下呢？她爱你，她已经竭尽所能，跟你一起生活了那么久了。”

他点点头。蓦然间，他显得非常虚弱。“我就是要知道这一点。”他喃喃地自语着。

屋子里热得厉害——那个死了的女人，一股刺鼻的气味，一群苍蝇，几支残烛，还有外面的太阳。施瓦茨看到我的眼色。

“有位女士帮了我的忙，”他说，“在异国他乡，事情很难办。医生啊，警察啊，他们把她带走了。随后，就在昨天夜里，他们才把她送回来。尸体解剖。死亡的原因。”

他朝我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他们……她的有些东西已经没有了……他们关照我不要掀开盖在她外面的……”

抬棺材的人来了。棺材给上了盖。施瓦茨似乎就要昏倒了。

“我跟你一起去。”我说。

路不是太远。晨光璀璨，风在疾卷，如同一只牧羊犬，正在追赶着一群毛茸茸的云。到了公墓，施瓦茨站在广袤的天穹底下，显得又瘦小又孤零。

“你要回到你的公寓吗？”我问他。

“不。”

他已经把一个手提箱带在身边。

“你知道谁会把护照涂改吗？”我问。

“格雷戈里乌斯。他已经在上个星期来到这儿了。”

我们一起去找格雷戈里乌斯。他很快就把我的护照改成了施瓦茨的。这个工作本来也不需要做得太细致。施瓦茨身边有一张外籍志愿兵团征募站出具的证件。他只要能越过边境就行。一到兵团的驻地，他就可以把我的护照扔掉。兵团对他过去的经历是不感兴趣的。

“你带到里斯本来的那个小孩，后来怎么样啦？”我问。

“他的舅舅讨厌他，可是那孩子却很高兴。他想，被他的亲戚讨厌总比给陌生人讨厌好。”

我瞅着这个如今用着我的名姓的人。“我祝愿你万事顺利。”我说，自己留意着不要再唤他施瓦茨。我也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话要说的了。

“我今后不会再跟你见面了，”他说，“这也没有关系。我跟你讲了那么多的事，本来也用不着再跟你见面了。”

这一点我可不那么肯定。似乎也有可能，正由于那个原因，他往后还需要跟我见面。他相信，只有我一个人拥有他一生没有被歪曲的形象。可是，这件事可能会使他怀恨我。也许他会感觉到，我已经把他的妻子从他那里夺了过来，这一次，是无法挽回的了——如果他当真相信他自己的记忆欺骗了他，而独有我的记忆却依旧清楚明晰。

我看见他沿着街道走去，手里拎着手提箱，一个可怜的身影，一个永恒的妻子不忠的丈夫和英雄般的情人。可是，那个他爱得比所有那些愚蠢的征服者更加深挚的女人，他不是曾经占有过了吗？而我们，其实真正占有什么呢？对这些充其量不过是借给我们片刻工夫的东西，我们干吗要这样大惊小怪呢？再说，当“占有”这个虚幻的字眼仅仅意味着抓住空气的时候，干吗还要谈这种占有的程度之类的话呢？

我身边带着我妻子的一张证件照。在那些日子里，你往往需要这种照片贴在什么身份证件上。格雷戈里乌斯马上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