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幅古老的中国水墨画，绘着一些旅行者在峰峦、浮云和瀑布中间单调地移动。那个孩子蜷缩在后排座位上，几乎一动也不动。他在短暂的人生中学到的，就只是不信任每一个人，不信任每一件事。当民族社会主义文化的卫道者猛击他祖父脑壳的时候，他才三岁。七岁那年，他父亲被绞死了。九岁那年，他母亲给毒气熏死了——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二十世纪的孩子。他设法从集中营里逃出来，凭他自己的机智越过了边境。他要是给逮住，那准会被送回集中营绞死。现在，他准备设法去里斯本，那里有他一个当钟表匠的舅舅，这是他母亲被处毒气刑的前一夜，替他祝福，还给他最后几句嘱咐的时候告诉他的。

“一切都很顺利。在法国边境上，没有人来要出境签证。我只是把护照拿给他们看了看，还为汽车填了一张表格。宪兵们行了个礼，闸门升起来，我们便离开了法国。几分钟之后，西班牙的海关警卫员对我们的汽车非常艳羡，问我一加仑汽油能走多少公里。我有的没的跟他们聊了几句，他们便开始夸说他们的西班牙-瑞士牌汽车[81]。我告诉他们，这种汽车我也有过一辆，还描述了汽车水箱上的标志——一只飞鹤。他们很高兴。我问他们哪里可以去加油。他们对西班牙的友邦是有特供的。我身边没有比塞塔[82]。他们替我用法郎去换了些。我们互相道别，礼节周到而热情。

“我往座位背上一靠。山脊和浮云都消失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再也不像是欧洲的国家。我们还不很安全，但是离开了法国，这件事情意义就很大了。我看到了街道啊，驴啊，人啊，当地的服装啊，岩石嶙峋的乡村啊——我们像是在非洲了。在比利牛斯山那边的那个国家，我觉得才是真正的西欧。随后，我看到海伦在啜泣。

“‘这会儿，你来到了你想来到的地方了。’她说。

“我不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我对我们干这件事时的这份悠闲自在，仍然感到很吃惊。我想到那种殷勤，那种问候，那种微笑——这对我来说，已经多少年没有经历过了，而为了受到这种人的待遇，我就非得杀人不可。‘你为什么在哭啊？’我问。‘咱们还不太安全咧。西班牙到处都有盖世太保的暗探。咱们得尽快穿过这个地方才行。’

“我们投宿在一个小村子里。我本来想把汽车在什么地方抛掉，改乘火车前进。可是，后来我决定不这样做。西班牙并不安全，最好的办法还是采取最迅速的旅行方式。从某种无法解释的意义上来说，汽车倒成了一个黑暗的吉祥物：它技术上的完美甚至把我的恐惧都给赶跑了。我需要这辆汽车，这使我忘记了格奥尔格。日子也太久了，他一直是笼罩在我生命头上的一种威胁。现在，他已经死啦，我只觉得松了一口气。我想到了那个笑眯眯，他还活着，说不定他正在四处打电话，试图追寻我们的踪迹。对于凶杀，所有的国家都会引渡凶手。那是自卫——可是这一点，我只能到那个出事的城市去证明。

“第二天深夜，我们到达葡萄牙边境。没什么困难，我在路上就弄到了签证。一到边界，我把海伦留在汽车里，让引擎开动着。万一出什么事情，她可以将汽车径直开到我面前来，我一跳上去，我们就一个劲地冲到葡萄牙一边去。也不会有多少事情落到我们头上来的。这是一个很小的车站，边防警卫在黑暗中还没来得及瞄准和射击，我们就可以溜走了。到了葡萄牙还会发生什么事，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穿着制服的边防警卫站在黑魆魆的风口里，活像戈雅[83]一幅画里的人像。他们行了个军礼，我们把车开到葡萄牙一侧的检查站，他们也一样轻易地让我们通过了。等我们开车起步的时候，有一个警卫从我们后面奔上来，叫嚷着要我们停车。稍稍迟疑了一下，我依从了。如果我继续往前走，那么到了下一个城镇，这辆汽车也很容易被拦住。我停下车来。我们连呼吸都屏住了。那警卫走到我面前。‘你的carnet [84]，’他说，‘你把它留在办公桌上。你回来的时候会用到它咧。’

“‘多谢你了。’

“在我背后，那小孩子宽慰地舒了一口长气。有一会儿工夫，我自己也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眼下你到了葡萄牙啦。’我跟那个孩子说。他慢慢地把一双手从他嘴上挪开，第一次朝座位背后靠下去。一路行来，他一直保持向前弯腰低头的姿势。

“一个个村庄飞闪过去。狗在吠叫。一家铁匠铺的火光在晨曦中闪耀，那铁匠正在给一匹白马钉蹄铁。雨已经不下了。我期待着那种渴望已久的释然之感，可是它并没有到来。海伦默默无言地坐在我身边。我想望幸福，可是我却觉得空虚。

“在里斯本，我给马赛的美国领事馆通了个电话。我把格奥尔格出现之前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他们。那边接电话的人说，很好，那我是平安到达了。从他那儿，我得到的是这样一句诺言：如果签证被核准，他会把它寄到里斯本的领事馆。

“保护我们那么多时日的汽车，现在必须要抛弃了。‘把它卖了。’海伦说。

“‘我就不能把它推到什么地方的海里去吗？’

“‘那也改变不了什么啊，’她说，‘你需要钱。就把它卖了吧。’

“她说得对。把它卖掉很容易。买主跟我说，他可以支付税金，再把汽车漆成黑色。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