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司令长官部不得不寄居于广西。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薛岳对桂系一直有成见，这样的结局本身，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屈辱。薛岳的精气神到抗战胜利时还没缓过来。当时，军委会给薛岳安排的受降点是南昌（薛岳最后派第58军军长鲁道源接受第11军投降），长沙的受降由时为第4方面军总司令且刚在雪峰山会战中取得完胜的王耀武负责。从长沙到南昌，虽然地理上不太远，但在薛岳的心里却隔了千山万水。如果没有这次长沙大败，其抗战生涯又是多么完满。当然不应以成败论英雄，但作为人生的遗憾又没办法无视，想必性格高傲如薛岳，在没人的时候于湘东南的小城耒阳，也会流下两行复杂的眼泪吧。

只说第9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一路南下，在衡阳遇到第10军军长方先觉，方劝赵不要去耒阳，说：“你没有再去耒阳和薛岳见面的必要了，就去桂林、重庆和他打官司好了。”

头已昏沉的赵子立于是在衡阳西站上了湘桂线上的火车，火车还没开，遇到一个同僚，对他说了一番话，大意是：你径往桂林，要是薛岳报你潜逃，怎么办？赵子立一惊，立即下了车，转而上了东站的粤汉线上的火车（两条铁路在衡阳由湘江公铁两用大桥连接，此时尚通车），到了耒阳城。

薛岳见到赵子立，说：“你回来了？你休息吧！”

赵子立说：“我没能尽到职责上应尽的责任。”

张德能也到了耒阳，薛岳于是大骂张德能，后者老老实实听着。

赵子立说：“第4军在变更部署和渡河中发生混乱，以致长沙迅速失守，固然是值得痛心的事，但纵使不发生这个错误，守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外线的部队能打上去吗？至于第4军，虽然溃了，但损失不太大，无异于前方解散，后方集合，收容起来还可作战，不必生气了。”

见赵子立这样说，薛岳叹了口气，说：“这次真是一个败仗。”

长沙如此快速陷落让重庆军委会震惊，蒋介石没法处置薛岳，只能叫张德能、赵子立先去桂林向白崇禧报告作战经过，再到重庆接受调查。薛岳说赵子立认识的人多，希望他到了重庆帮张德能说句话。赵子立就此离开供职达七年之久的第9战区长官司令部。赵子立跟著名战地记者胡定芬同行桂林，在路上谈及战局时，两个人都感慨万千：仗打了七年了，局势反而更糟糕了

到了桂林后，赵子立向白崇禧汇报长沙之战的始末。

赵子立跟白崇禧谈到薛岳，白不等其说完，就大声道：“当时我就反对在长沙决战！荒谬！荒谬！你知道，薛伯陵是不听我的话的，委员长当时也没个准主意！”随后，白崇禧给蒋介石写了封信，证明赵子立在长沙未被授予指挥之权。

赵子立说：“张德能不能掌握部队是能力和疏忽的问题，究与临阵退却、贪生怕死有所不同，也请您给他写封信说明一下吧。”

白崇禧还算厚道，提笔又写了封给张德能说情的信。

尽管有白崇禧的信，但张德能到重庆后，还是以“临阵脱逃罪”被蒋介石下令枪毙了。

当时守了47天的衡阳刚刚失守，蒋介石以为第10军军长方先觉已战死，正计划将衡阳改名为“先觉城”，但随即又得到方已率残部向日军缴械的消息，加上薛岳又抗命不把部队拉到湘西，他的各种怒气和怨气集到一块，也就没人能救张德能了。

赵子立自己也差点被牵连。

不过，赵是很聪明的，早在日军进攻长沙前，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打电话到岳麓山询问战况时，赵就向王说明：自己虽是战区参谋长，但没被赋予指挥权。随后，第26军军长丁治磐亦打电话到岳麓山联系事宜时，赵又把相同的话跟他说了一遍，以叫他们日后做证人。在调查长沙陷落一事时，赵子立把那些话跟何应钦和军法执行总监部正副总监何成浚、秦德纯说了一遍。最后，蒋介石给军法执行总监部写了个字条：“赵参谋长即未负实际指挥责任，应毋置议。”赵子立遂被免职，保送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1期学习。1945年初毕业，在何应钦任总司令的陆军司令部任高参，旋即转调刘峙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参谋长，一直到抗战胜利。

回过头来再说长沙陷落当天，蒋介石在重庆召集了紧急军事会议。

军令部次长兼作战厅厅长刘斐认为：长沙陷落后，敌入广西的态势已成定局，还是建议在桂柳决战。

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日军兵力和补给不足，有可能攻占株洲以南的渌口就止步。一旦进攻衡阳呢，之后的重点当不在湘桂铁路这边的桂林，而在于粤汉铁路的南段。徐永昌这样讲，是基于北面的平汉线已被日军打通，南面的粤汉线势必在其作战计划内，故而认为广西方向的张发奎第4战区问题不大，而广东方向的余汉谋第7战区将首当其冲。

此时军令部另一个次长叫封裔忠，以前做过汤恩伯部队的参谋长，他认为：北面的河南会战一败涂地，接下来，不管日军战略企图如何，都应在衡阳周边与敌死战，而不能将之轻易放弃衡阳，否则国军在国际上的声誉难保，甚至会影响到美国的军事援助。

督导各战区的白崇禧从桂林来电，认为在长沙和衡阳之间，第9战区的部队已很难组织起有效战斗，与其被完全冲垮，不如迅速向桂林集结。他同意刘斐的判断，日军必攻广西，但同时认为，攻广西之前，敌人至少会休整三周，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完成桂柳决战的准备。

上面各种观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