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妨碍下面是不受干扰的裸体。”

“它们会妨碍”，功成名就的军官说。“每次在教皇的花园里看见一尊阿波罗，我都不免羡慕他，他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样子跟他母亲勒托生下他的时候一样。人只有自由才会舒适，将见解隐藏起来比将皮肤遮盖起来更不自在。”

“不过是战争策略而已，上尉！”泽农说。“我们生活在其中就像你们躲在掩体和堑壕里。我们最终为其中的暗示而自鸣得意，暗示可以改变一切，就像将一个负号不起眼地放在一笔数字前面；东一处西一处，我们想方设法放上一个比较大胆的词语，就好比一眨眼，一片轻轻掀起的葡萄叶，或者是摘下随即又戴上的面具，好像若无其事。这样一来，我们的读者就会分化成不同类别；愚蠢的人相信我们；还有一些蠢人，以为我们比他们还蠢，便离我们而去；剩下的人在这个迷宫里自己寻找出路，学会跳过或者绕过谎言的障碍。我相信即便在那些最神圣的书里，我们也能找到同样的遁词。用这样的方式来读，任何书都变成了天书。”

“你将人们的虚伪夸大其词了”，上尉耸耸肩说。“大多数人想得太少，哪里还能想到什么言外之意。”

他若有所思地补充道，一边往杯子里斟满酒：

“尽管看来奇怪，伟大的查理皇帝目前以为他想要的是和平，而教皇陛下也一样。”

“谬误和它的代用品谎言，不是死去的头脑，又是什么呢？没有这种惰性物质，过于不稳定的真理就不能在人类的研钵里得以研磨……这些好争辩的平庸之辈将他们的同类捧上天，却谴责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然而当我们的思想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时，他们却根本抓不住；他们看不见这些想法，就像一头易怒的牲畜在笼子里看见一件奇怪的东西，它既不能撕碎它，也不能吃掉它，很快它就视而不见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变成隐形人了。”

“痴人说梦，”上尉说。“我听不懂你的话了。”

“难道我是塞尔维这个蠢驴”，泽农狠狠地接着说，“我手头有心脏的舒张和收缩运动要研究，这对我来说重要得多，难道这时我会为了捍卫对某一信条的理解而在广场上被火慢慢烧死？如果我说三者集于一身，或者世界在巴勒斯坦得救，难道我不能在这些话里包含一层表面意义之下的隐秘含义，让我自己摆脱尴尬，甚至不觉得自己在说谎？有些红衣主教（我认识几个）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脱身的，还有那些如今被奉为圣人的学者们也这样做过。我跟别人一样写那个庄严的名字的四个字母，但是我放在其中的是什么呢？一切，还是一切的安排者？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还是以不存在的方式而存在的，如同空无一物或者夜的黑暗？就这样，在是与非之间，在赞同和反对之间，有着宽阔的地下空间，处境最危险的人也可以在那里安然无恙地生活。”

“你的出版审查官们可没有那么笨”，亨利-马克西米利安说。“巴塞尔的这些先生们和罗马的圣职部能够读懂你，足以为你定罪。在他们眼里，你只不过是个无神论者。”

“在他们看来，跟他们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反对他们”，泽农苦涩地说。

他斟满杯子，也大口大口地喝酸涩的德国葡萄酒。

“谢天谢地！”上尉说，“各种各样的假虔士还不至于到我的情诗里来找碴儿。迄今为止我只碰到过简单的危险：战争中的刀枪，意大利的热病，妓女身上的梅毒，客栈里的虱子，还有各处的债主。我跟那些戴软帽或者方帽、剃度或者没有剃度过的家伙们打交道的机会，不会比狩猎豪猪的次数更多。我甚至没有驳斥罗贝泰洛·杜迪纳那个蠢货，他以为在我翻译的阿那克瑞翁里发现了错误，而他对希腊文以及任何文字，都只不过粗识而已。我跟其他人一样喜欢科学，但我并不在乎血液在腔静脉里是上升还是下降；我只需要知道人死去时它会变冷，这就够了。地球是否在转动……”

“它在转动”，泽农说。

“地球是否在转动，连我行走在上面的此时此刻都不会在意，当我躺下时就更不在乎了。至于信仰，假如主教会议能作出决定的话，它决定什么我就信仰什么，就像今天晚上酒馆老板随便弄点什么我就吃什么。碰上什么样的上帝和时代，我都随遇而安，尽管我更愿意生活在人们崇拜维纳斯的时代。甚至在我垂死之际，如果一时心动，我也不想失去转向耶稣基督的机会。”

“你就像一个人相信隔壁的陋室里有一张桌子和两条凳子，因为他不在乎。”

“泽农兄弟”，上尉说，“我看见你干瘦、疲惫、惊慌，穿一身连我的仆人也不屑穿戴的破衣衫。难道值得用二十年的努力来达到怀疑吗？它在任何正常的头脑里都会自动冒出来。”

“毫无疑问”，泽农回答道。“你们的怀疑和信仰是浮在表面的气泡，但是在我们内心沉淀下来的真理，就像一次危险的蒸馏过程中留在曲颈甑里的盐，它存在于解释和形式的内部，对于人的嘴而言，它要么太烫要么太冷；对于文字而言，它过于精妙，而且比文字还要宝贵。”

“比庄严的音节还要宝贵吗？”

“是的”，泽农答道。

他不由自主降低了声音。这时，一个游方僧来敲门，得到上尉施舍的几个苏后走开了。亨利-马克西米利安回到火盆旁坐下；他说话的声音也低了下来。

“还是跟我讲讲你的游历吧”，他轻声说。

“为什么？”哲学家说。“我不会跟你讲东方的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