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的四天绞刑的消息传到了她耳朵里：星期二开始绞男人，两天以后绞女人。要么就是那则新闻，说的是合唱队里年轻的男高音给人截了肢，绑到一根木头上，他的奶奶不肯扔掉他兜满屎尿的裤子，一遍又一遍地洗，虽说污渍在洗第三遍的时候就掉了。他们让他穿着他哥哥的裤子下葬了，然后老太太又浇了一桶清水。也许是在热望（过去曾经是希望）失去了控制的夜晚过后的早晨？当时渴望攫住了她，然后将她抛开，最终跑掉，保证会回来像拍一只印度橡皮球一样再来拍打她吗？要么，是他们把她从中倒出去的那把椅子？也许她倒在地上，躺在那儿，当时就决定了要这样做。总有一天。在特鲁·贝尔来接班的日子里拖延了四年，却将地板记成了一扇门，紧闭着，上了锁。透过一只摔不碎的瓷杯看到了凄凉的真相？等待时机，直到那一刻回转——带着它全部的隐痛，带着满腔愤怒——她就能够转身离开那扇门、那只杯子，朝着那在井中发出召唤的无限走去。那会是什么呢，我纳闷？

特鲁·贝尔在那儿，吃吃地笑着，非常称职，借着火光缝补衣裳，白天就侍弄园子，收摘果实。往女孩们的伤口和擦破皮的地方倒芥末茶，用她在巴尔的摩的见闻和她照看的那个孩子的迷人故事来让她们安心干活。也许就是那个：罗丝·蒂尔知道自己的女儿们终于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比她自己照顾得更好，她就得以摆脱时间，那不再流淌的、在他们将她从自己的厨房餐椅上倒掉的一刻停滞不前的时间。于是她投了井，错过了所有的美事。

维奥莱特从中得出的重大教训，最大的教训，就是永远永远不要孩子。不管发生什么，决不要有一双小黑脚叠在一起，一张饥饿的小嘴叫着：妈妈？

维奥莱特长大以后，在她所生长的地方走也不是，留也不是。那口井吸食着她的睡眠，可是离去的想法让她害怕。是特鲁·贝尔逼她走的。巴勒斯坦有顶好的棉花作物，方圆二十英里的人们都来摘棉桃。有传闻说年轻女人的工钱是十美分，男人的工钱是二十五美分。一连串坏天气毁掉了所有的期望，然后才来了这么一天，棉朵绽放得又肥又白。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地主眯起眼睛，吐了口唾沫。他的两个黑人长工在田埂间走着，摸着柔软的棉朵，用手指捻着泥土，试图解开天空之谜。然后是一天清新的小雨，四个又干又热的晴天，整个巴勒斯坦布满了他们所见过的最干净的棉花。比丝还要柔软，冒出来得这么快，多年以前放弃了田地的象鼻虫都来不及赶回去。

三个星期。必须在三个星期之内采摘完毕。方圆二十英里内所有长手指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