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乳机和轧牛油机之后。然后他们就进了房子，我们这些小孩子全都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上盯着看。他们到了桌子旁边，我们的母亲正抱着一个空杯子坐在那里。他们从她身子下面把桌子抽走，然后，她正在那儿自己坐着呢，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手里拿着杯子，他们又回来倒空了她坐着的椅子。她没有马上跳起来，所以他们晃了晃椅子，但她还是坐在上面——怔怔地看着前方——他们就把她倒了出去，就像你要把猫弄到座位下面，可又不想碰它、也不想把它拎起来抱在怀里时做的那样。你把它向前倒，它就落到了地上。如果是只猫，是不会有什么伤害的，因为它有四条腿。可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就会向前摔倒，在地上待一会儿，盯着杯子，杯子可比她结实，起码没碎，就在她的手边不远处躺着。恰好够不到。

她们一共姊妹五个，维奥莱特排行老三，五个人最后全都进了屋，叫着妈妈；每一个都进来叫了，直到她答了声“啊哈”。她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再没听见她说过别的什么，那时候，她们挤在一间废弃的窝棚里，完全靠着几个一八八八年留下来的邻居接济——这些人没有西迁到堪萨斯城或者俄克拉荷马，北移到芝加哥或者印第安纳州的布鲁明顿。是通过最后离开、要到费城去的一家人，罗丝·蒂尔穷困潦倒的消息才传到了特鲁·贝尔那里。留下来的那些人带来了家什：一张草床、一只锅、一些蛋糕和一桶牛奶。还带来了劝告：“别让这个打击你，罗丝。你还有我们呢，罗丝·蒂尔。想想孩子们吧，罗丝。他可没给你什么让你承受不了，罗丝。”他没给吗？也许这一回他给了。判断错了也理解错了她的那根脊椎骨。这一回。这里，这一根脊椎骨。

罗丝的母亲特鲁·贝尔听说这事以后就来了。丢下了她在巴尔的摩的轻闲工作，把十枚鹰币（即十美元金币。）分开来缝进了自己的裙子里好让它们不出声，回到魏斯伯尔县一个名叫罗马的小地方来当家。小姑娘们立即爱上了她，一切都恢复了完整。慢慢地但是稳稳当当地，大约用了四年时间，特鲁·贝尔把一切都搞得井井有条。然后罗丝·蒂尔跳了井，错过了所有的美事。罗丝的葬礼过后两个星期，她的丈夫满载着带给孩子们的金锭、带给女人们的两美元银币和带给男人们的蛇油到家了。他给罗丝·蒂尔带来了一个绸子的绣花枕头，让她坐沙发（在当时谁都不曾有过）时后背有个靠着的东西，不过，给松木盒子里的她垫脑袋倒真合适——要是他回来得及时的话。孩子们吃着金锭里的巧克力，还把那美妙的糖纸当成钞票互相买芦笛和钓鱼线。女人们要先咬上一咬，才把银元紧紧地拴在衣服里。特鲁·贝尔除外。她捏着那钱，来来回回看着银币和她的女婿，摇摇头大笑起来。

他听说了罗丝做下的事，说道：“见鬼。噢，见鬼。”

二十一天之后他又走了。维奥莱特和乔结婚后住在大都会，她听一个妹妹说，他又这样干了一回：带着财宝到罗马来，口袋坠得沉甸甸的，头上的帽子底下也塞着掖着。他的还乡之行既大胆又秘密，因为他已经混进了“重新调整者党（Readjuster Party，威廉·马洪将军于一八七九年在弗吉尼亚建立的组织，支持者多是黑人和穷苦的人。）”，同他们打成一片；当地主们的口头警告不起作用的时候，一次武力警告达到了目的，他被说服搬到别的地方，随便什么地方去。也许他打算想法子把她们全都接出去；与此同时，他多年来完成了一次次异常危险和美妙的还乡，虽说周期变得越来越长；他仍活在人世的可能性也变得越来越渺茫了，一厢情愿从来是不管用的。每时每刻，下一个冷冽的星期一或是一个酷热的星期天夜里，他都可能会来，在大路上吹起猫头鹰叫声般的口哨，嘲讽的、大胆的钞票从帽子里支棱出来，塞在裤脚卷边和鞋里。他的外套口袋里塞满了大把大把的糖果，还有一罐弗丽达牌埃及头油。一瓶瓶裸麦威士忌、催泻剂和能想象出的各式花露水在他的破毡提包里相互碰得叮当乱响。

他现在该有七十多岁了，动作肯定更慢了，也许牙齿也掉了，过去他露齿一笑那姊妹几个就会原谅他。可是对维奥莱特来说（对她的姊妹们和那些留在县里的人也一样），他正在外头的什么地方积聚和储存着欢乐，为的是在乡亲们中间分发。谁能让他停下来呢，这个大胆的、每天都过生日的男人，他发放的礼物、讲的故事让她们着迷，一时把空荡荡的碗柜和贫瘠的土地都给忘了，要么就相信一个孩子的腿不久后就会自己伸直。忘了他一开头为什么离去，不得不偷偷溜进自己的家乡。有他做伴，健忘好像花粉一样飘落。可是对维奥莱特来说，那花粉从来不曾将罗丝抹去。在这个有名无实的父亲令人欢欣的复活当中，维奥莱特欣然接受了他那亦真亦假的慷慨大方，但从没忘记罗丝·蒂尔，从没忘记她纵身投入的地方——那个地方是那么窄、那么黑，后来看见她在一个木头盒子里伸直了身子，才让人纯粹放松下来，长出一口气。

“感谢上帝赐予生命，”特鲁·贝尔说，“感谢生命赐予死亡。”

罗丝。亲爱的罗丝·蒂尔。

那是怎么一回事，我纳闷，她不能忍受、不能再次经历的那最后一件事是什么？是衬衫最后洗得太烂，烂得没法再补了，于是成了抹布吗？也许是关于落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