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了，就地受雇。有人说，如果是你自己种的，九美元一包，要是你有一个白人朋友拎去估价，就是十一美元一包。至于采棉桃的人，女人一天付给十美分，男人二十五美分。

特鲁·贝尔打发维奥莱特和她的两个妹妹乘上第四辆大车走了。她们坐了一整夜，黎明时分集合上工，发给什么就吃什么，晚上跟当地人共享草地和星星，那些人觉得根本没必要走那么远的路，回家睡五个小时的觉。

维奥莱特没有干那个活的才能。她已经十七岁了，却跟在十二岁的孩子后面——在一行人中排在最后一个，要么就在别人沿着田埂返回时同他们相遇。因此她被安排去扫尾，从挂着几朵次等棉桃的棉枝细杈上二次采摘，那是比她的手更麻利的手采剩下的。她出尽洋相，让人笑得直流眼泪，差不多已经决定了要想办法回罗马去了；这时候一个男人从她头顶的树上掉下来，摔到了她身边。她已经躺了一个晚上，绷着脸，局促不安，离开她的妹妹们一小段距离，但不是太远。没有远到假如树上原来净是些吊儿郎当打发夜晚的游魂的话，要迅速爬回去的地步。她选中的那块铺毯子的地方，就在环绕棉田的树林边缘一棵英俊的核桃树下。

那“咚”的一声落地的不可能是一只浣熊，因为它嗷嗷直叫。维奥莱特滚到一旁，吓得不敢出声，只是四脚着地爬起来，准备逃开。

“以前从没发生过，”那男人说，“我每天晚上都在上面睡觉。这是我第一次摔下来。”

维奥莱特看得见他坐着的轮廓，还看见他在揉自己的胳膊，然后揉脑袋，然后又揉胳膊。

“你在树上睡觉？”

“要是我能给自己找到一棵特别棒的。”

“没人睡在树上。”

“我就睡在树上。”

“听起来挺笨的。上面可能会有蛇。”

“这儿周围的蛇夜间可是在地面上爬的。现在说吧，谁是笨蛋？”

“差点儿砸死我。”

“可能还会的，要是我的胳膊没受伤的话。”

“受伤才好呢。你早上就什么也摘不了，也爬不了人家的树了。”

“我不摘棉花。我在弹棉机房干活。”

“那，趾高气扬先生，你在这儿像只蝙蝠似的睡在树上是做什么？”

“对一个受了伤的人，你就没一句好话吗？”

“对喽：找别人的树去吧。”

“你那意思好像树是你的。”

“你那意思好像是你的。”

“就算咱俩平分吧。”

“我可不答应。”

他站起来，先甩了甩腿，然后才试着使劲，一瘸一拐地走到树跟前。

“你可不能爬回到我头顶上去。”

“拿我的油布吊床去，”他说，“带子断了。就是它闹的。”他在夜色中扫视着树枝的远端。“看见了吗？就在那儿。就在那儿吊着呢。没错。”然后，他背靠树干坐了下来。“可是，得等天亮了。”他说道。维奥莱特总是相信，由于他们的第一次谈话是在黑暗中开始（两个人能看到的只是对方的轮廓）、在一个绿白两色的黎明结束的，夜晚对于她就再也不同寻常了。她再也不会被一口窄井的拉扯惊醒了。再也不会带着早晨发现罗丝·蒂尔扭曲在水里、变得那么小的时候那种悲哀的余绪面对第一缕阳光了。

他叫约瑟夫（约瑟夫的昵称是乔。）。甚至还在太阳升起之前，当它仍旧藏在树林后面、但是正在使世界的绿色和炫目的白棉田在红色地平线的裂缝映衬下变得更为新鲜的时候，维奥莱特就认准他了。难道他实际上不是掉到她的怀里的吗？难道他没有留下吗？待了整整一夜，遭到她的抢白、埋怨、嘲笑、解释，却一直在说话，在黑暗中同她说话。在日光中他的点点滴滴都显出来了：他的微笑，他那神情专注的大眼睛。他无纽扣的衬衫敞开着，在腰际打成一个结，露出胸脯，她想要那个胸脯做自己光滑的枕头。他的大腿，他那平端着的肩膀，他下巴的线条以及长长的手指——她全要了。她知道自己肯定在朝他目不转睛地看，也试图把目光移开，然而他那两只眼睛反差很大的颜色每次都将她的目光吸引回来。听到干活的人们开始起身、盼着人家招呼吃早饭、跑到树林里方便、用早晨的声音嘟嘟囔囔，她越来越着急——可就在这时他说道：“我今天晚上还回我们的树上来。你睡哪儿？”

“树下面。”她说着从三叶草丛里站起来，像个有要事在身的女人一样。

她并不担心应当把自己的两美元十美分取回来交给特鲁·贝尔的三个星期里会发生什么。结果，她把钱和妹妹们一道送了回去，自己则留在附近找工作。工头助理看她汗流浃背地装包、速度跟孩子差不多，对她没什么信心，但她突然高声表示自己决心已定。

她搬到泰勒尔，跟一家六口一起住，什么零工都做，就为了时时刻刻尽可能同乔待在一起。就是在那儿，她变成了一个健壮有力的年轻女人，赶骡子、打草捆、劈木头，样样干得跟男人一样好。就是在那儿，她的手掌和脚底板长了茧子，手套和鞋子都不能比。都是为了乔·特雷斯，一个双色眼睛的十九岁小伙子，他跟收养他的一家人住在一起，弹棉花，伐木，种甘蔗、棉花、玉米，需要的时候就屠宰、耕地、打鱼、卖皮革和捕猎——而且心甘情愿。他热爱树林。热爱它。所以，让他的家人和朋友吃惊的并不是他同意娶维奥莱特为妻，而是十三年后他同意带她去巴尔的摩，据她说那里所有的房子都有独立的房间和自来水——不用你去打水。在那里，黑人男子在港口干活，从比教堂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