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的包头巾换成了毡帽，再拿一根拐杖，就这样!没有必要每天晚上花个把钟头化妆易容，穿上奇怪而俗丽的服装，或是乞丐的破衫。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而不是一个零零散散拼凑的世界。在这个领域里，确实存在着另一个领域，但它并不是隐藏在表象和布景之后，像是西方世界那样。所以，我们不需要拉开布幕，胜利地展现隐藏的真相。我们这个含蓄的宇宙无所不在，它没有中心，也没有标明在地图上。但那正是我们的奥秘，毕竟，要理解它是无比地困难。必须经历一次严峻的考验。我问你，我们之中，能有几个具备真胆识的人，知道他们自己便是整个宇宙，而自己所寻找的谜就存在于这个宇宙中?整个宇宙便是正在寻找谜底的自我?只有当你有此等领悟后，才够资格变妆成另一个人。我和你那耶拉大叔惟一共同的情感在于：我和他一样都很怜悯我们可怜的电影明星，他们既不能做自己，也当不了别人。不仅如此，我更怜悯我们的国家，竟然去认同这些明星!土耳其原本可以得到救赎的，甚至全东方本来都可以。然而，是你那位大叔、你的堂哥耶拉，为了个人的私利把我们出卖了。如今，他被自己亲手造就的结果给吓坏了，躲起来，带着他的一柜子衣服。他干吗要躲起来?”

“你很清楚，”卡利普说，“街上平均每天发生十到十五起政治煽动的谋杀案。”

“那些不是政治煽动而是心灵促成的暗杀。此外，就算假苏菲教徒、假马克思主义者和假法西斯分子互相残杀，又关耶拉什么事?已经没有人对他感兴趣了。他这样躲起来，等于是发出了死亡的邀请，引导我们相信他是一个重要到值得被暗杀的人物。在民主党的全盛时期，我们曾经有一位温和有礼、专写耸动故事的作家，后来过世了，他以前每天用化名写信给检察官，控告自己，为了让自己可以被起诉，而吸引大众注意。这还不够，他甚至还宣称写那些控诉状的人就是我们。你懂了吗?耶拉先生通过自己的记忆，窃取了自己的过去——他和这个国家惟一仅有的联系。难怪他再也写不出任何东西来了。”

“是他派我到这里来的，”卡利普说着从口袋里拿出文章，“他请我帮他交新的专栏。”

“我们来看看。”

老专栏作家连墨镜都没有摘下就直接读起了三篇专栏，一旁的卡利普注意到桌上摊着一大本阿拉伯文书，是夏多布里帛的《墓中回忆录》。老作家朝一个刚从编辑办公室走出来的高个子挥挥手，召他过来。

“耶拉先生的新专栏，”他告诉对方，“老样子，就是喜欢出风头，老样子……”

“我们马上送去排版，”高个子说，“我们才在考虑要重登一篇旧文章。”

“往后一阵子都会由我来替他送新稿子。”卡利普说。

“搞失踪的用意何在?”高个子男人说，“这几天有一大堆人在找他。”

“显然，他们两个人夜里会假扮成别人出门。”老作家说，用鼻子指了指卡利普。等高个子男人微笑着离开后，他转身面对卡利普。“你将返回鬼影重重的街道，对不对?回到宣礼塔倾圮的清真寺、废墟、空屋、废弃的托钵僧修院，穿上奇装异服，戴上面具、这副墨镜，找寻肮脏的勾当、诡谲的秘密，在骗子和毒枭之中搜寻鬼魅，对吗?卡利普先生，孩子啊，自从我上次见到你后，你变了很多。你的脸色苍白，眼窝凹陷。你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伊斯坦布尔的夜晚无止无尽……罪恶的幽魂让人难以成眠……你说呢?”

“我只想拿回那副墨镜，先生，然后离开这里。”

29我竟然变成了英雄

关于个人风格：书写必然始于对别人的模仿。

孩童不也是通过模仿别人，才开始牙牙学语的吗?

——塔席—乌尔·梅列维

我对着镜子阅读自己的脸。镜子是一片宁静的海洋，而我暗黄的脸是一张纸，海绿色的墨水在上头刻画了痕迹。从前，每当我面无表情，你的母亲——你美丽的母亲，也就是我的阿姨——常会这么说：“亲爱的，你的脸白得像张纸。”我之所以面无表情是因为我害怕自己脸上写着什么，而我却不知道。我之所以面无表情是因为我害怕当我回来时，却找不到你——你不在我当初离开的地方，不在老旧的桌子、疲惫的椅子、退色的台灯、报纸、窗帘和香烟的环绕中。冬天里，夜晚来得很快，就如同黑暗。每当夜色降临，关上门，打开灯，我都会想像你背对着门，坐在角落里：当我们年幼时住在不同的楼层，等我们长大了则在同一扇门后。

读者啊，亲爱的读者，明白我所谈论的是一个曾经与我休戚相关且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女孩的读者啊：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请务必把你自己放在我的立场，并留意我的暗示。因为当我在谈论自己时，也在谈论着你；当我对你讲述故事时，我也在重温自己的回忆。

我对着镜子阅读自己的脸。我的脸是罗塞塔石，我在梦中解析过它的秘密。我的脸是一块残破的墓碑，削去了传统回教徒碑石上该有的包头巾雕刻。我的脸是一面皮肤做成的镜子，读者可以在里面看见自己。我们透过毛孔，一起呼吸着：我们两个，你和我，我们的香烟浓雾，弥漫在客厅里，屋里满是你爱读的小说，黑暗的厨房里传来冰箱马达抑郁的嗡嗡作响，光线渗过颜色有如平装书封面和你的肤色的灯罩，落在我罪恶的手指和你修长的腿上。

我是你所读的书本中那位足智多谋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