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眼望着他——思索着一个问题，若要设计一个“冒牌耶拉”，能够代替他写专栏，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一个能够探入我记忆库里的人。”他这么说，听来奇怪。）卡利普猛地一阵惊恐，感觉自己正被拖进一场危险的游戏，等着他的是一个致命的陷阱。

他再度检查耶拉的通讯簿，拿上头的姓名电话去对照市区电话簿。他找出两边不符合的，试打了几个电话：第一个打到拉雷利的一家塑料公司，他们制造洗碗盆、水桶、洗衣篮，只要提供模型给他们铸模，一星期内便能生产并运送出上千个各种颜色的任何物品。第二个电话是一个小孩接的，他告诉卡利普，他和妈妈、爸爸、奶奶一起住在这里。不，爸爸不在家。在话筒传到焦虑的妈妈手上之前，一个之前没提到的哥哥插话进来说，他们不会把名字告诉陌生人。“你是谁?你是谁?”紧慎而恐惧的妈妈说。“打错了。”

等卡利普看完耶拉在公车票和电影票根上的信手涂鸦后，已经是中午了。其中一些纸片上，耶拉艰难地写下他的观影心得，另一些上面则记下演员的名字。有的名字下面画了底线，卡利普猜不透原因何在。几张公车票上也写着姓名和文字：其中一张（十五库鲁的车票，显示它是1960年代发行的）上面，有一个用拉丁字母拼凑组成的脸。就这样，他阅读着票上的文字、影评、一些早年的专访（知名美国影星玛莉·马罗昨天来访!）、填字游戏的草稿、他随手捡选的读者来信，还有几张新闻剪报，内容是耶拉计划写的几件贝尤鲁凶杀案。大部分案件都大同小异：全都使用厨房的尖刀，全都发生在半夜；犯罪的原因除了当事人喝醉酒外，更是由于好勇斗狠的本性。报道中的强硬口吻反映出这样的道德观：“混黑道的人下场就是如此!”耶拉把报纸上的一些数据，拿来用在“伊斯坦布尔观光景点”（奇哈格、塔克西姆、拉雷利、古图路斯）专栏的几篇文章里，重新叙述凶杀案的故事。卡利普看到一系列“历史上的第一次”连载，想起土耳其第一本用拉丁字母编写的书籍，是在1928年，由教育图书社的发行人卡辛姆先生出版。这个人也发行了好几年的《知识性日历附时刻表》，一大本厚如砖头，让人每天撕下一页。每一页上面都印着——除了如梦最爱的每日菜单外，还有阿塔图克的格言，或是杰出的伊斯兰人物，或外国名人，像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或波特佛里欧，以及轻松小语——一个钟面，指示当天各节祷告的时间。其中几张没撕掉的日历上头，耶拉在钟面上乱动了手脚，把指针画成圆脸上的尖鼻子或长胡须。这使得卡利普相信自己发现了一条新线索，赶紧拿出一张白纸记下来。吃午餐的时候（面包、奶酪、苹果），一股莫名的兴致让他开始翻笔记。

一本笔记本里，记载着两本翻译侦探小说的摘要（《金甲虫》和《第七封信》），以及一些密码和暗语，选自几本有关德国间谍和马其诺防线的书籍。在笔记本的最后几页，他看见一道颤抖的绿色钢珠笔笔迹。线条看起来有点像开罗、大马士革和伊斯坦布尔地图上的绿色墨水痕迹，又似乎有点像人脸，或是像花，也颇像曲折的溪流，蜿蜒滑过一片平原。卡利普跟随着不对称而无意义的曲线从第一页走到第四页，接着在第五页的地方解开了笔迹之谜。答案是有人把一只蚂蚁放在一张空白页的中央，然后拿一支绿色钢珠笔紧跟着焦急逃命的昆虫，在它身后留下凌乱的轨迹。来到第五页后，精疲力竭的蚂蚁绕着圈子，画出犹豫不决的轨迹，最后在纸张的中央，留下一具被人压扁的干尸。不知道这只倒霉的蚂蚁因为无力提供任何解答而被人处决，是多久以前的事?而这个奇怪的实验与鲁米的文章又是否有所关联?卡利普展开调查。在《玛斯那维》的第四部中，鲁米曾提到有一只蚂蚁爬过他的草稿：一开始，蚂蚁注意到阿拉伯字母中藏着水仙和百合花的影子，接着有一支笔创造出这片文字花园，接着有一只手引领这支笔，再接下来有一个智慧生物控制着这只手。“而最后，”耶拉在他的文章中补充，“它察觉到还有另一个至高的智慧，带领着这个智慧生物。”卡利普本想对照笔记和专栏的日期，从中建立一个合理的联结，但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只记录了伊斯坦布尔历史性大火的地点、日期以及所烧毁的木造房舍数目。

他读到耶拉的一篇文章，内容讲到在20世纪初期，有一个二手书商的学徒，趁挨家挨户推销的时候暗中耍阴谋。这位书商学徒每天搭小船往来城市各区，前往有钱人家的宅邸，把行囊里的特价书卖给后宫女眷、深居的隐士、工作繁重的职员和爱做梦的孩子。不过，他真正的顾客则是各地区的帕夏。由于阿布杜哈米提苏丹的限制令，这些官员被软禁在公府和自家宅院里，受到苏丹情报单位的监控。书商学徒向帕夏们（耶拉称之为“他的读者”）泄露胡儒非的秘密，以便教导他们如何解读他黏在这些书本里的文章。读到这里，卡利普感觉自己逐渐转变为另一个人，而这正是他想要的。这些秘密，他后来才发现，只不过是一本精简版的美国小说末尾出现的符号和关键词。当他们小的时候，某个星期六中午，耶拉曾经拿这本以远洋为背景的小说给如梦看。明白这点之后，卡利普确信自己绝对能够通过阅读，变成另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刻，电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