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体会苏丹妃菡丹在旅途启程的黎明与朋友分离的悲伤，体会侏儒们站在帆船甲板上挥手道别时的悲伤，仿佛你自己即将离开伊斯坦布尔，挥别你所爱的亲友。

倘若这一切仍无法引我入眠，我亲爱的读者，那么我会假想一个苦闷的旅人，在一个凄清的夜晚一个凄清的火车站里，站在月台上来回踱步，等待一辆不会到来的列车。当我弄清楚旅人的目的地时，我会发现原来我自己就是他。我想到那些挖掘西黎维城门下方地下隧道的工人，就是这条通道在七百年前让希腊人得以进城占领。我想像第一个偶然发现万物背后意义的人。我幻想在眼前所见的世界之下隐藏着另一个平行的宇宙，而当我逐渐理解事物的隐含意义后，我将为这片新领域中的新意义感到无限狂喜。我设想一个失忆的人心中幸福的无知。我假想自己被弃置在一座无名的鬼城里，曾经挤满千百万人口的房舍、街道、清真寺、桥梁和船只如今杳无人迹。我穿越鬼魅般的空荡市区，在泪眼模糊中忆起原来这是我自己的家乡，这里有我的过去。我缓缓走回我所居住的街道、我的家，躺上那张让我辗转难眠的床。我想像自己是弗朗索瓦·商博良，爬下床来解读罗塞塔石上的埃及象形文字[2]，陷入无穷往事中找不到出路，像个梦游者在我记忆深处的幽暗隧道里漫游。我幻想自己是穆拉特四世，深夜里独自一个人微服出巡，视查禁酒令执行的成效，伪装成平民百姓的侍卫随侍在侧，暗中确保我的安危。我欣慰地观察我的子民的生活，他们在清真寺周围、在零星几家尚未打烊的商店里、在骑楼暗处的简陋小屋里闲晃。

接着，午夜时分，我变成了制棉被的学徒，向师傅耳语某个密码的前后音节，预告19世纪最后一场禁卫军叛变。或者我是那神学院的信差，来到一个非法的教派组织，催促托钵僧从瞌睡和沉默中醒觉。

假使我仍旧睡不着，亲爱的读者，那么我将化身为一位忧愁的痴情人，四处追寻那逐渐失落的爱人身影，我将打开城市的每一扇门，走进每一间鸦片烟弥漫的房间，挤进每一群说故事的人群，踏入每一栋歌声缭绕的屋舍，寻找我自己的过往以及爱人的足迹。倘若我的记忆、我的想像力以及我残破不堪的梦想尚未耗尽，那么在一段半梦半醒的恍惚剎那，我将会跨进第一个不期巧遇的熟悉居所，也许是某个点头之交的朋友的家，也许是某位近亲空下来无人居住的宅邸，接着，我打开一扇又一扇的门，仿佛闯入自己记忆中遗忘的角落，直到开启最后一个房间。我吹熄蜡烛，躺上床，伸展四肢，然后，在各种遥远、陌生、奇异的物品包围下，安然睡去。

[1]钱拉·奈瓦尔（Gerard de Nerval，1808—1855），法国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人、作家，创作全盛期精神严重失调，多次进出精神疗养院，最后在巴黎街头自缢身亡。著有《奥蕾莉娅》、《西尔薇》、《东方之旅》等。

[2]1799年在埃及罗塞塔发现的一块石板，上面刻有希腊文和埃及象形文字，成为解开古埃及文字的可靠线索。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cois Champollion，1790—1832），法国历史学家，被誉为“现代古埃及学之父”，花了二十三年破解罗塞塔石的文字。

22谁杀了大不里士的贤姆士?

我还要寻找你多久，一栋房子又一栋房子，一扇门又一扇门?

还要多久，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

——鲁米

早晨，卡利普在睡了长长的一觉后安详地醒来，天花板上用了五十年的电灯依然亮着，投下旧羊皮纸色的光芒。他穿着耶拉的睡衣，把整夜未熄的电灯全部关掉，捡起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的《民族日报》，走到耶拉的书桌前坐下，开始看报纸。他看见专栏里出现星期六下午他在报社办公室里发现过的错误（“做你们自己”被误录成“做我们自己”），他的手很自然地滑进抽屉里，摸到一只绿色钢珠笔，把它拿出来，开始校对全文。改完之后，他才想起耶拉以前校对的时候，也是坐在这张书桌前，穿着同样的蓝条纹睡衣，抽着烟，拿着同一支笔。

他相信一切顺利。吃早餐的时候他情绪高昂，像是睡足了一觉后自信地迎接一天的开始，感觉自己又回来了——他不再需要成为另一个人。

煮好咖啡后，他把从走廊柜子里拿出来的几盒专栏、信件和剪报放在书桌上。他深信只要他专心致志地阅读面前的纸张，终究能找到寻觅多时的答案。

卡利普挑出优先阅读的专栏文章，一路看下去：关于加拉塔桥下船坞里过着野人生活的孩童；关于口吃、凶恶的孤儿院院长；关于一群技艺超群的选手所举行的空中竞赛，他们在身上装了翅膀，如潜水一般从加拉塔塔纵身跃下；关于黎凡特地区鸡奸行为的历史，以及由此衍伸的各类“新潮”商品。他持着同样的乐观与信心继续往下读，看到各种故事：贝希克塔斯一位驾驶伊斯坦布尔第一辆福特T型车的车商的轶闻趣事；为什么“我们城市”的每个区域都要设置一座鸣钟塔；埃及人禁止《一千零一夜》中后宫嫔妃和黑人奴隶幽会的场景，这样的禁令有何历史意义；能够在行进中登上老式马拉街车的优点；为什么当鹦鹉逃离伊斯坦布尔而乌鸦大举入侵时，会飘落第一场雪。

读着读着，他回到了初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