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墙壁，也摆着一张和旧床同样式的床架。那张旧床上曾经铺满了耶拉母亲的裁缝用品、服装版型和欧洲进口的布料——西西里和尼尚塔石的社交名流把这些布料连同时装杂志和剪报照片，一起带来给耶拉的母亲。如果说角落里弥漫的气味，能给人一股联想的力量，让过往的岁月再度重现，那么人们会说必须加上眼前似曾相识的场景，才能使一切更为鲜活。然而，走近如梦过去所用的那张雅致的坐卧两用沙发床，卡利普才慢慢明白，其实相反，是这些物品引出了气味的回忆。他闻到了旧“佩柔”肥皂的香味，混合着梅里伯伯以前用的“尤基·托马帝斯”牌古龙水——这家公司已经倒闭了。但在现实中，如梦的床边找不到任何香皂散发出这股熟悉的气味，房间里也没有仿冒的“板瑞雅”古龙水瓶子，也没有任何薄荷口味的口香糖，更是找不到那个抽屉，里面收藏着许多铅笔、着色本和鲜艳的图画书，有的是从伊兹密尔寄来给如梦的，有的是在贝尤鲁的商店或阿拉丁的店里买来的。

根据屋里仿旧的装潢，很难判断出耶拉到底多经常到这里造访或居住。在这个博物馆里，很可能一切都属于固定的展示，有人随时在监督，以一种病态的严谨来摆设各种看似随手放置的物品，包括：四处乱摆的烟灰缸里，细长的“红罂粟”或粗短的叶尼·哈门烟蒂的数目；厨房碗柜里盘子的干净程度；露出管子外的伊白亮牌牙膏的新鲜与否——牙膏软管的颈部好像被人生气地挤捏，而同样的气愤也曾爆发在几年前一篇谴责这个品牌的专栏中。甚至可以进一步猜想，灯泡上的灰尘、穿透灰尘落在斑驳墙壁上的阴影、二十五年前在两个伊斯坦布尔孩童眼中神似非洲森林和中亚沙漠的阴影形状、他们从姑姑和奶奶口里听来的奇幻故事中的狐狸和野狼的幽魂，这一切，全都是博物馆中独一无二的复制品。（卡利普陷入沉思，这个概念让他一时间难以吞咽。）因此，若想推测这里是否常有人居住，也不可能靠观察没有关紧的阳台门旁残留的雨渍，墙角如丝一般的尘埃毛球，或者因为中央暖气而裂开的一片片拼花地板，被脚步的重量踩出的尖锐嘎吱声。挂在厨房门上那座五颜六色的壁钟，指针停在九点三十分。这座钟是一个复制品，仿自谢福得先生家中那座始终欢欣鼓舞地滴答敲奏的大钟——荷蕾姑姑总是骄傲地提起谢福得先生继承了多少财产。这个地方让卡利普想起阿塔图克博物馆，里面的摆设也依循着同样的病态偏执，把所有钟上的时间都停在阿塔图克死亡的时辰（1938年，11月10日，早上9点5分）。但9点30分究竟指示着什么，或是谁的死亡时间，卡利普并没有印象。

往事的重量如鬼魅般压着他，他一阵恍惚，内心涌起一股哀愁和报复之情，因为他知道在二十五年前，由于屋里空间不够，他们早已把原始的可怜家具卖给一个收破烂的，装在他的马车上一路叮叮当当驶向某个天知道的远方，从此被人遗忘。抛开回忆，卡利普回到走廊，厨房和浴室之间的宽墙边沿墙立着一个玻璃门的榆木柜，是整间房里惟一算“新”的家具。他开始翻找里头的报纸，没多久，他便发现里面书架上的文章也同样分类得井然有序：

耶拉菜鸟记者时代的新闻和采访剪报；各种赞美或诋毁耶拉·撒力克的文章剪报；耶拉以化名发表的所有专栏和名人轶事；耶拉以真名发表的所有专栏；所有的“信不信由你”、“分析你的星座”、“历史上的今天”、“惊奇新闻”、“从笔迹看个性”、“看面相，知性情”、“猜谜和填字游戏”之类的专栏，全都是耶拉亲自钻研下笔的；所有专访耶拉的新闻剪报；基于众多因素没有刊登的文章草稿；重要的便条记录；成千上万张他多年来剪贴收集的新鲜故事和照片；让他能随手记下梦境内容、天外奇想和备忘事宜的笔记本；成千上万封收藏在蜜饯干果罐和鞋盒里的读者来信；耶拉以笔名发表的连载小说剪报，有的是他独立完成，有的是半途接手代写的；好几百封他写的信的复本；上百本千奇百怪的杂志、传单、书籍、小册子、军中年刊和学校毕业纪念册；好几盒从报纸和杂志上剪下来的人物照片；色情图片；罕见动物和昆虫照片；两大箱关于胡儒非教派和文字学的文章和刊物；上面画有标志、文字和记号的旧公车票根、足球赛票根、电影票根；零散或黏贴成册的照片；新闻组织颁发的奖状；旧土耳其和帝俄时代的纸币；通讯簿。

翻出三本通讯簿后，卡利普便回到客厅的椅子上，一页一页地查阅。经过四十分钟的研究，他得出结论，通讯簿里的都是1950到1960年代和耶拉有所交往的人，而他并没有办法通过这些电话号码找到如梦和耶拉，因为号码后面的住宅地址上的房子大概都已被拆掉了。他又花了一点时间，翻完了玻璃门柜里的琐碎文件，找出耶拉在1970年代早期的专栏以及同时间收到的读者来信，开始阅读，想确定其中是否有马海尔·伊金西所谓关于卡车谋杀案的那封信。

由于这场人称“卡车谋杀案”的事件牵涉到几位卡利普的高中同学，因此他对这件政治因素引发的谋杀案始终很感兴趣。谋杀案的主角是一群足智多谋的年轻人，他们组织了一个政治派系，其行动在无意间全都巨细无遗地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卡利普一边翻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