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想象——那些海浪用三叉戟或小旋涡互相激励，它们的喧闹又在旋涡中平息。

阿恩特先生的译注很少，且多半来自他人，但即使如此，他仍然犯下了好几个错误。《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三版“于普希金去世的那一天问世”的说法是错的，它的出版不晚于旧历1837年1月19日，至少在诗人去世的十天前。他开始写作《叶甫盖尼·奥涅金》不是如阿恩特所注，“在1822年5月28日”（这一错误受到别人影响，但也有他自己的问题），而是1823年5月9日。第7章中拿破仑抱着胳膊的小雕像不是“半身像”（如第191页注解所注），半身像通常是不抱手臂的。第223页上说“……有人建议普罗拉索夫”填补印刷文本中的空白（第8章26节首行），这是废话，因为“普罗拉索夫”从来不存在，只是一个喜剧色彩的名字（意为“钻营者”或“马屁精”），普希金的誊清稿中保留了这个名字，而有些编辑向皇家剧院导演安德烈·萨布罗夫提供的材料有误。

但阿恩特先生最古怪的说法在第5页译序的结尾：“现在这个新译本……它的读者首先不是学术和文学专家，而是普通的说英语的学生，以及其他对世界文学名著感兴趣的人，译本采用了简洁和易于阅读的方式。”——这等于宣称：“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够好的译本，然而是一个色彩华美、包装精致的译本，不管怎么说，这个译本就是给学生和这一类读者准备的。”

为公平起见，还需补充：这部“出色”（书的正面写着）和“优秀”（书的反面写着）的新译著已经获得了第三届波林根英语诗歌最佳翻译奖（由耶鲁大学图书馆馆长詹姆斯·塔布于1963年11月19日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宣布）。评奖委员会包括耶鲁大学的佩伊、勒内·韦勒克和约翰·霍兰德几位教授，还有哈佛大学的鲁本、布劳威尔教授（我依据耶鲁大学新闻办公室主任史蒂夫·凯泽里安的发言拼出了这些人的名字）。代表耶鲁大学行政常设委员会的是副馆长唐纳德·温。人们不禁怀疑，这些教授是否真的读过这部易于阅读的原著——或者他们的桂冠译者的受害者的那部相去甚远的伟大诗篇。

写于蒙特勒，1963年12月23日

（此文发表于1964年4月30日的《纽约时报书评》。阿恩特“译著”的第二版，即修订版稍后（1965？）出版，尽管注解中说“根据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批评，有几处作了修改”，但这一“修订”本仍然和以前一样糟糕。）

(1)　亚历山大·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奥涅金体新译本，瓦尔特·阿恩特作序，达顿平装本，纽约，1963年。——原注

(2)　这两节诗的中译为：（36节）：我的朋友，你们都怜惜诗人／在充满欢乐的希望的少年时光／这希望还没有在人间实现／几乎才刚刚脱下童装／就凋萎了！如今，那热情的激动／那青春时代高尚的志向／那崇高、温柔而又大胆的／感情和思想，又在何方？／还有对爱情的强烈追求／对知识和未来事业的渴望／对于恶习和耻辱的畏惧／以及心中隐秘的梦想／以及非尘世的生活幻影／神圣诗歌的梦境，都荡然无存。（37节）：也许他是为世界的幸福而生／命中注定要获得永久的声誉／也许，他那已经沉寂的竖琴／本能奏出名扬千古的乐曲／铿锵地鸣响，世代不绝／等着这位诗人的也许是／社会地位中最高的等级／但他那多灾多难的阴魂／可能已随着他的逝去／带走了神圣的奥秘，那鼓舞着／我们的声音也从此沉寂／时代的颂歌，万民的赞美／已经不能传送到他那里——／那常年幽居的坟茔的边际。见冯春译《叶甫盖尼·奥涅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

(3)　卢梭小说《新爱洛伊丝》中的主人公。

对批评家的回答 （1966）

就我的小说而言，我的态度有所不同。很难想象我自己会写信给编辑以回答对我作品的批评，更不用说花一整天时间构思一篇文章，进行解释、反驳和抗议。我等了至少三十年——偶尔，也是愉快地——注意到某种陋习，那是我用“弗·西林”的笔名时遇到的，但那与书目有关。我的文学创作、我的生活圈子及我的独特的岛屿安然无恙，不受恼怒的读者的侵扰。我也从不屈从于狂野的欲望去感谢一个乐善好施的批评家——或者至少对这个或那个作家的同情和理解表示一下心意，在某种特殊的状况下，这似乎总是与才华、独创性一致，这是一种有趣的现象，虽然并非不可解释。

然而，如果批评不是针对想象性作品，而是针对实证性的参考书之类，如我那本《叶甫盖尼·奥涅金》注译本（下文简称EO）(1)，那就另当别论。与我的小说不同，EO有它的伦理层面，有道德和人性因素。它反映编撰者是否诚实，是否具有专业素养。如果有人说我是个糟糕的诗人，我一笑了之，但如果有人说我是个不称职的学者，我就得伸手去翻我那本最厚重的词典了。

我并不认为我已经读了EO出版后的全部书评，我杂乱的书房里肯定存有一些书评，但没有找到；但就我所读到的书评来判断，人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直译这种翻译方法完全是我发明的，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关于这种翻译方法和实践，存在着某种令人反感、甚至危险的东西。安东尼·伯吉斯所谓“艺术性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