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的这些文字中，有一些无聊的说法值得指出来。他坚信，我坚持俄国和英国诗歌之间存在基本的相似，是“（我）父亲遗产的一部分……是以英国为榜样建立俄国立宪政体的拥护者”，这话说得太愚蠢不值得反驳。他对俄国诗歌韵律一知半解的描述只能表明他仍然无法阅读我这方面的著作，更不用说读懂了。同样有违事实的是——也是他典型的庸俗想象——他印象中，我们在伊萨卡的家庭聚会上，我妻子对我“全神贯注”，而“不注意别的人”。

那种特别讨厌的粗俗和天真的混杂反映在他的这一想法中：我必定遭受了“极大的羞辱”，因为作为一个自由派贵族的儿子，我无法“被严格的非自由派贵族接受”——何地？何时？天哪！——到底无法被谁接受？我的伯父伯母？还是一个俗人臆想中的俄国权贵们？

我意识到，我从前的朋友健康欠佳，却挣扎于激情的摆布和个人的荣耀之间。确实，那些“旧日记”（其中，活着的人只是日记主人的会表演的狮子狗）的出版应该服从规则或法律，即应该征求因猜测、无知和臆想而受伤害的人的某种形式的同意。我希望，伪造也能符合现行规定。

(1)　发表于1971年11月7日。

(2)　《北部地区：纽约北方杂忆》（Upstate: Records and Recollections of North New York），第386页，法勒、施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原注

《纽约时报书评》(1) （1972）

致《纽约时报书评》编辑约翰·伦纳德：

来自记者的令人困惑的质询迫使我稍迟对假冒信件（《纽约时报书评》，1972年1月16日）的无聊的戏仿作出回应，这些信件来自“第戎·弗雷德斯”和“马克·汉堡”，从行文风格和胡言乱语来判断，我以为这是一两个轻浮的大学生伪造的。我想，先生，如果你在下一期杂志指出威尔逊和我都没有写这些信，那你就帮了他的忙，也帮了事实真相的忙。

再加一句，我在这些信件中只看出一个妙处，即暗示威尔逊先生提到我的一个特点，常用“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一词，其实，它的意思是“憎恨弗洛伊德”——但这是报应，不是才智。

(1)　发表于1972年3月5日。

论霍达谢维奇 （1939）

这位诗人，这个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谱系中）普希金的文学后裔，只要文学的记忆活着，他就仍然是俄国诗歌的骄傲。他的才华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成熟于我们的文学处于僵化的年月。布尔什维克时代把诗人截然分成官方认可的乐观主义者和低人一等的悲观主义者、国内精神饱满的人和流亡忧郁症患者。这种归类会导向一个有趣的悖论：在俄国内部，当权者会依据外部情况行事，而俄国之外的事，则会依据内部情况考虑。政府的意志暗中要求作家满腔热情地关注一顶降落伞、一台农用拖拉机、一个红军战士，或者极地探险队员（也就是说关注这个世界的外部事物）。当这种意志诉诸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时，自然比流亡者的行为规则要强大得多。人的内心世界，弱者几乎意识不到，强者不屑一顾。在19世纪，这种内心意识引发了描写圣彼得堡纪念柱的怀旧诗歌，而30年代后期，又演变为诗意的宗教关怀，尽管并不总是深邃，但总是真情流露。艺术，真正的艺术，其客体就挨着艺术的源泉（在高贵和荒凉的地方——当然不在人满为患、情感泛滥的山谷）。真正的艺术在我们手中已蜕化为理疗式的抒情诗了。虽然人们理解，人绝望时会情不自禁当众宣泄，但诗歌与此无关，而教会或塞纳河的拥抱会更有效。无论何种方式的当众宣泄，从艺术上讲，它总是微不足道的，就因为它是当着公众的。然而，如果在俄国，人们觉得很难想象一个诗人会拒绝束缚（如不愿翻译一个高加索打油诗人的短诗），鲁莽地将缪斯的自由置于他自己的自由之上，那人们可以期待在俄国侨民中很容易发现勇敢的孤独者，他们不希望去统一并将他们的诗学观汇入一种精神的共产主义阵营中。

在俄国，甚至天才也无法得到拯救，而一个流放者，单凭才华就能获得拯救。无论霍达谢维奇的晚年生活多么困难，无论一个侨民平淡乏味的处境多么让他痛苦，也无论他的凡人同类对他的死多么无动于衷，霍达谢维奇无疑将被俄国永远铭记。确实，他自己也乐于承认，经历了勃洛克所预言的“寒冷和黑暗”的日子(1)，他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他人所难以达到的高度——幸福的孤独。

我这儿无意用突然转向的香炉(2)来伤害旁观者。移民一代中有些诗人仍然在前进的道路上，或许可能达到艺术的顶峰——要是他们不在小酒馆里虚度时光，全然体会不到在法国人心中那似乎恒久不变、难以一窥全貌的巴黎之妙处。霍达谢维奇似乎意识到他在流亡期间创作的诗歌具有不同性质的影响，因而，他对自己诗歌的命运感到一种责任感，这一命运令他烦恼而不是悲伤。廉价诗歌的忧郁情调作为他的诗集《欧洲之夜》的戏仿而不是回应更能打动他，诗中的痛苦、愤怒、天使等——总之，一切都是真诚的、独特的，与乌云般笼罩在许多诗人作品中的情调相当不同，而那些诗人多半是他的弟子。

谈论他诗歌的“娴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