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的反动分子、黑色百人团、开明独裁的信徒、声称克伦斯基的真名是基施鲍姆的可疑的新闻记者、崭露头角的纳粹、神气活现的法西斯、反犹暴力分子，还有密探，他们仍混迹于俄国侨民社会，但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而后者才是侨民文化的基础和精华，苏联历史学家有意贬低这一事实，所以不奇怪，正是自由主义的文化核心，而不是极右派的粗暴和意义含混的行动，构成了真正的反对阵营（今天仍然存在），也正是像我父亲那样的人物，对警察国家最早提出了指控并宣布最终的判决。

1922年3月28日，两个可恶的暴徒攻击正在柏林作公开演讲的P. N. 米留可夫，他们计划谋杀他而不是我父亲，但我父亲用身体挡住了射向老朋友的子弹。他打倒了其中一个杀手，但被另一个击中要害。

当这么多的东欧国家的历史成了一个笑话时，我写信是希望对一个重要细节的澄清能有助于下一个研究者。

(1)　发表于1967年1月。

《交锋》(1) （1967）

致《交锋》编辑：

我欢迎弗洛伊德的《伍德罗·威尔逊》，不仅因为它滑稽有趣，有趣极了，而且它还必定是那个维也纳庸医棺材上的最后一根生锈的钉子。

(1)　发表于1967年2月。

《新政治家》(1) （1967）

致《新政治家》编辑：

普利切特先生（10月27日《新政治家》）说，他想让马加尔沙克先生告诉他，普希金用何种语言阅读拜伦和其他英语作家的作品。我不了解马加尔沙克先生的著述，但我知道，既然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什么人，不翻翻我的书就无法回答普利切特先生，那么一种恶性循环就形成了，再加上普利切特先生额外提供的一种含糊其辞的小线圈，暗指我发表在《交锋》（1966年2月）上的那篇“有趣的”文章。然而，如果你的书评家费心将文章的有趣与我的指点结合起来，那他就能找到答案，因为我在文中相当清晰地解释了，普希金时代的大多数俄国人，包括普希金本人，都通过法语来读英国作家的作品。

出于有趣的巧合，贵刊同期还有一篇文章也值得说说。德斯蒙德·麦克纳马拉在他论一部新西兰小说的文章中认为，应该按我对“小仙女”的定义，创造一个男性同类人物。(2)欢迎他来找我的“性感少女”，我第一次提及“性感少女”是在1955年（《洛丽塔》第5章）。时间过得真快啊！用情多么不专啊！

(1)　发表于1967年11月17日。

(2)　有趣的是，相对于纳博科夫笔下的“小洛丽”（性感少女），现在坊间流行一词“小正太”（可爱男生）。

《君子》 （1969）

因《君子》杂志所需，威廉·哈农问我；当宇航员第一次登上月球时，我希望他说些什么？1969年3月13日，我将回答发给了威廉·哈农。

此回答发表于《君子》1969年7月号：

“我想在他喉咙里塞块东西以免他说俏皮话。”

《纽约时报》 （1969）

《纽约时报》的托马斯·汉密尔顿问我：登月对我意味着什么？1969年7月3日，我将回答发给了他。1969年某月发表，但第七个词有致命的错误。

“踏上月球的土地脚踩月球的砾石感受登月的恐慌和神奇与地球分离的忧伤这些给了一个探险者前所未有的最浪漫的体验。”

《时代》(1) （1971）

致《时代》编辑：

我对那篇谈论音乐版《洛丽塔》的文章的标题（《不义之财》，1970年12月21日）很不满意，对你们就我恰巧关注的那部电影所作的道德说教（“……真的让一个十二岁女孩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将是邪恶和不道德的……”）也难以接受。在库布里克这部既非邪恶、也并非不道德的电影中出演主角的莱昂小姐是个受到呵护的年轻女士，我猜想她那时在百老汇的继任者也会跟她一样大。十四岁而非十二岁，1970年而非1958年。另外，你提到的十五万美元这个数目也不准确。

(1)　发表于1971年1月18日。

《纽约时报书评》(1) （1971）

致《纽约时报书评》编辑约翰·伦纳德：

我寻求你的专栏的庇护以帮助我查证下述事情的真实性：

一位好心的记者复印并寄给我第154至162页的材料，内容是埃德蒙·威尔逊在他的近作《北部地区》(2)中有关我的一些描述。因为其中许多说法涉嫌诽谤，所以我必须有所澄清以免误导值得信任的读者。

首先，所谓在纽约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前的四十年间我的生活充满了“悲惨、恐怖和障碍”，这多半是他扭曲的幻想所致。他不了解我的过去。他甚至懒得去读一下我的《说吧，记忆》，这是一部记录和回忆我出生以来快乐生活的书。他的拿手好戏是，从他认为是我生活实录的小说中收集“真实生活”的印象，再放回到我的小说中去，并以此打量我的人物——这就像某个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从剧本中推断出莎士比亚的母亲，随后再从这些他借以构想这位女士的文本中发现指涉她的材料。然而，我所惊奇的还不是威尔逊的泰然自若，而是这样一个事实，他在日记（那时他在伊萨卡的我们家做客）中，把他自己描绘成一个培育如此低劣的情感和思想的人，要是这些情感和思想表达出来，我就早早把他打发走了。

我觉得，在《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