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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当年显赫一时的北方快车（一战后当它优雅的棕色换成新贵的蓝色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它只有国际包厢，一周两次往返于圣彼得堡和巴黎。这是到巴黎的直达车，旅客不必在俄德边境从一列列车换乘到另一列相似的车上，在边境，60.5英寸的铁轨要换成56.5英寸的欧洲标准铁轨，煤代替了桦树原木。

在记忆中，我能想起来的至少有五次这样的巴黎之行，最终的目的地是里维埃拉或比亚里茨。单说1909年，我们一起旅行的有十一个人和一条达克斯猎犬。戴着手套和旅行帽，我父亲在包间内坐着看书，他和我们的家庭教师合住。我弟弟和我合住，和他们隔着一个洗手间。我母亲和女仆娜塔莎合用我们隔壁的一个包间。再过去是我的两个妹妹、她们的英语教师拉文顿小姐（后来成为沙皇孩子的家庭教师）和一个俄国保姆。最后一个便是我父亲的仆从奥西普（十年后，迂腐的布尔什维克要枪毙他，因为他占用了我们家的自行车而没有上缴国家），他和一个陌生人（费劳迪，一个著名的法国演员）做伴。

那神气活现的蒸汽、雷声般的汽笛，还有那火焰，以及铁路的浪漫传奇都一去不复返了。大众化的“红色列车”只是一种马力增强了的电车。至于欧洲的卧铺列车，现在也简陋并俗气了。我通常坐的列车“单间”很狭小，墙角的一张小桌隐藏着简单的卫生设施（这情景就像可笑的美国“卧车小房间”，为了取一些用品，得直起身、肩膀顶着床，像从坟墓中复活的拉撒路(1)）。还有，对怀念过去的人来说，那些国际卧铺列车（从洛桑直达罗马、从西西里直达皮埃蒙特）虽然风光不再但魅力犹存。确实，提到餐车似乎无话可说，三明治和红酒是沿途的小贩供应的，华而不实的早餐是疲劳过度、衣衫不整的工作人员，在紧挨着臭烘烘的厕所的肮脏小房间里准备的，然而，半夜停车时那神秘的叹息或清晨一睁眼看见的山岭和大海，仍然会把我带回到童年的兴奋和惊奇中去。

您怎么看待坐豪华飞机旅行？

我认为他们的公关部门在宣传前后座位的宽敞时，应该停止用这样的图片：调皮的孩子坐立不安地位于泰然自若的母亲和严肃端庄地阅读的陌生人之间。另外，那些大家伙是技术的杰作。我从没有坐飞机跨越大西洋，但我乐于坐一下瑞士航空公司和法航的飞机。他们会提供上乘的烈性饮料，低空的景色也让人怦然心动。

您怎么看待行李？您认为行李的风格也与往日不同？

我认为好的行李总是要让人赏心悦目，现在到处都有好看的行李。风格当然有变化。现在不再带那种笨重的大衣箱了，那是一部好看但荒唐的电影《威尼斯之死》的一个样本，这部电影是根据曼那部平庸但也还可信的小说改编的。我仍然珍藏着我母亲的一件非常雅致的行李。它到处旅行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但它仍然文静地在时间中行走，因为我用它来保存家里的旧信件以及一些特别的文件，如我的出生证明。我比这只旧式旅行包还要年轻几岁，它50厘米长、36厘米宽、16厘米高，是一种比较结实的猪皮旅行包，上面有银质的“H. N.”字样。这只包是1897年为母亲去佛罗伦萨新婚旅行买的。1917年，它把一些珠宝从圣彼得堡带到克里米亚，又带到了伦敦。1930年前后，在典当行，它失去了值钱的水晶和银制器皿，空空的包里只有人造革背带了。但在跟随我一起旅行的三十年间，它的损失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弥补，我们从布拉格到巴黎，从圣纳泽尔到纽约，在美国四十六个州，照过了二百多个汽车旅馆和出租房的房间里的镜子。在我们的俄国遗产中，最坚强的幸存者被证明是一只旅行包，这一事实既合乎逻辑，又具有象征意义。

您认为什么是“完美的旅行”？

去没有去过的任何地方——尤其是去在我之前没有鳞翅目昆虫学家去过的地方。在欧洲，仍然存在未有人探险过的山峰，我每天仍然能行走二十公里。普通的散步者也许觉得漫步会带来一阵快乐（晴朗的早晨、村子还在睡觉、街道的一侧已经被阳光照耀、回家的路上要买份英文报纸、我想这儿是弯道、是的，到卡塔拉塔的人行道），但我右手中金属网杆的凉意将这种快乐放大为几乎难以承受的喜乐。

(1)　Lazarus，《圣经》中的人物，病死，后被耶稣从坟墓中复活。

刊名不详

本访谈是由一个随和的匿名者做的，保存在一份不完整的记录本上，日期为1972年10月。

有两部俄国作品想请您评论一下。第一部是《日瓦戈医生》，我觉得您不想谈论这本书。

差不多十五年前，当苏联虚伪地谴责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意在提高国外销量，其结果是他们最终可以中饱私囊并支付国外的宣传费用），当这位受纠缠和困惑的作家被美国媒体宣传为一个偶像人物时，当他的《日瓦戈医生》和我的“拉拉治”(1)竞争畅销书榜首时，我有机会回答纽约《记者报》的罗伯特·宾厄姆提出的对这部小说作一个书评的要求。

您拒绝了？

拒绝了。有一天，我在文件中发现了那份回答的草稿，日期注明是1958年11月8日，在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的戈尔德温·史密斯大厅。我告诉宾厄姆有多种理由使我不便发表我的看法。明显的理由是担心伤害那位作者。虽然作为一个批评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