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正在赏荷，听了管家禀报，只是淡淡一笑：“加就加吧，与孤何干？”

他王府名下的三万顷田地，从来不用交税。

在江南，苏州府的茶馆里，士子们拍案而起：“又是加饷！北地糜烂，与我江南何干？凭什么我们的血汗钱，去填陕西、河南、湖广的无底洞？！”

而在塞北的河套平原，这个消息带来的，是另一种凝重。

六月的河套，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

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大弯，冲积出千里沃野。去年新修的引水渠如血脉般纵横交错，灌溉着阡陌相连的农田。

冬麦已熟，金黄的麦浪在风中起伏；春播的谷子、高粱正拔节，绿油油一片。田埂上，农人戴着草帽，赤脚踩在湿润的泥土里，忙着除草、追肥。

远处，成群的牛羊在草场上悠闲吃草，牧童的鞭声清脆。

十几年前，他还是个扶贫一线的书记，一场意外把他送到崇祯元年的陕北。

从饥民堆里爬出来，带着二三十户人，一点点开荒、筑城、练兵、招民……

可他知道，这一切，在即将到来的历史洪流面前，依然脆弱得如纸糊的灯笼。

此刻，河套总理事务堂。

这是去年新建的三进院落，青砖灰瓦，朴实无华。正堂宽敞明亮，北墙挂着巨幅大明疆域图，图上用不同颜色的朱砂标注着流寇活动区域、官军布防、建虏动向。

西墙是一排书架，塞满了各地情报、田亩册、粮仓账目。东窗下摆着一张长逾三丈的硬木桌，此刻围坐着河套的核心人物。

李健坐在主位，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一身靛蓝棉布直裰，腰间束着牛皮革带，没有任何装饰。

左侧首位是李定国。这位历史上南明的晋王，如今却已统领河套最精锐的军队数年有余。少年面容刚毅，坐得笔直，一双虎目盯着地图上湖广的位置，眉头紧锁。

他旁边是曹文诏、曹变蛟、高杰、贺人龙等人。这些明末名将，精神面貌如今已然焕然一新。

右侧，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三位大儒坐在一起。黄宗羲眼神锐利，手里攥着一份刚抄录的圣旨；最年轻的方以智，面前摊开账册，手指在算盘上飞快拨动，嘴里念念有词。

下首还有几人：民政司主事王源，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举人，管着百万人的吃喝拉撒；格物院负责人宋应星，正埋头画着什么图纸；而坐在李健正对面的，是一个谁也没想到会出现在这里的人——原宣大总督、兵部尚书卢象升。

卢象升是新近来河套的。满清入塞，他率天雄军驰援，却因粮草不济、友军畏战，在巨鹿血战殉国——这是原本的历史。

可这个时空，李健提前派出一支精骑，在战场边缘救下了卢象升。如今这位名将主动留在河套，做了军事顾问。

“七百三十万两……”方以智终于停下算盘，抬起头，脸色发白，“诸位，我刚刚核算了去岁全国田赋实收。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五省，夏秋两税应征一千二百万石，实收不足四百万石。其中陕西一省，应征一百八十万石，实收……二十三万石。”

他顿了顿，声音干涩：“如今再加练饷，定额七百三十万两，折粮约一千二百万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朝廷要从已经枯竭的土地里，再榨出相当于去年整个北方实收税粮三倍的财富！这可能吗？”

“不可能。”顾炎武接口，语气斩钉截铁，“所以地方官一定会层层加码。朝廷要七百三十万两，省里加二成，府里加三成，县里加五成，胥吏下乡再加‘辛苦钱’‘脚力钱’。最后落到百姓头上，恐怕要翻倍，变成一千五百万两甚至更多。”

黄宗羲冷笑：“这哪里是征税？这是剔骨吸髓！陕西去年人相食，山西、河南今春蝗虫过境，颗粒无收。再加征，除了逼民为寇，还能有什么结果？”

堂中一片沉默。

李定国忽然开口，声音还带着少年的清亮，却字字沉重：“那些流寇，十之八九原本都是良民。崇祯七年，陕西大旱，朝廷不仅不赈济，反而加征辽饷。我亲眼见过，一个老汉缴不起税，衙役当着他面把他女儿拉走抵债。老汉当晚就拎着柴刀冲进县衙，杀了税吏，然后上山入了伙。”

他看向李健：“总督，李自成、张献忠复叛，罗汝才响应，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想造反，是因为……活不下去了。”

李健点点头，目光转向卢象升：“卢师，你在宣大时，亲身经历过征税。说说看。”

卢象升一直沉默，此刻缓缓抬头。这位曾经的总督如今穿着普通的青色布袍，可那股久居上位的气势依然在。

“我在大同任知府时，亲历过一次征剿饷。”卢象升声音低沉，每个字都像砸在地上，“朝廷定额，大同府应征八万两。布政使司发文，加征一万六千两‘转运损耗’；知府衙门加征八千两‘办公费’；知县再加五千两‘胥吏补贴’。到各村时，里长、甲首要‘跑腿钱’，衙役要‘酒饭钱’。最后，朝廷要八万两，大同百姓实际缴了十四万两。”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痛色：“可这还没完。十四万两银子，从大同运往京师，沿途关卡要‘过路钱’，押运官兵要‘辛苦钱’，到了户部，胥吏验收要‘茶水钱’。最后入库的，可能不到十二万两。那少的两万两去哪了？层层分润，人人有份。”

“所以，”李健总结道，“朝廷加征一分，百姓实际负担可能达到三分、五分。而百姓手里，早就没有余粮了。”

“正是。”卢象升叹息，“我在巨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