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他们自己也活得憋屈。若皇帝能稍示恩惠，确实能收买人心。

崇祯沉吟良久，终于道：“准奏。着刑部、宗人府会同，制定高墙罪宗五年一审条例。但要谨慎，不得张扬。”

“臣遵旨。”

五月二十四日，圣旨下发：定高墙罪宗五年一审例。同时，另一道旨意也发了：京师民人犯死罪以下者，许保候即结——这是对普通百姓的恩典，以显“皇恩浩荡”。

消息传出，各地宗室反应不一。

开封的周王府里，老周王朱恭枵看着邸报，冷笑：“五年一审？审什么？那些关在高墙里的，哪个不是得罪了皇帝或权阉？审了就能放？笑话！”

他是万历皇帝的堂弟，今年七十八岁，经历过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六朝，看透了皇家那点事。

管家小心翼翼：“王爷，那咱们府里那位……”

周王府的高墙里，关着朱恭枵的一个侄子，三十年前因为与商贾合伙做生意发财，被人告发，关了进去。如今已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

朱恭枵沉默片刻，叹道：“准备点衣物吃食，送进去吧。另外……给刑部的人打点打点，看能不能在审讯时，说几句好话。”

“是。”

同样的事在各地王府上演。宗室们突然发现，那些被遗忘的亲戚，似乎有了出来的希望。

于是送钱的送钱，走关系的走关系，都想在第一次“五年一审”中，把自家的人捞出来。

而在北京，刑部衙门热闹非凡。

“刘大人，这是山西晋王府的帖子……”

“大人，这是襄阳襄王府的礼单……”

“这是成都蜀王府……”

刘之凤看着堆积如山的请托，苦笑。他本想做件好事，没想到成了各方博弈的战场。

“按律办。”他对下属说，“该审的审，该放的放。但记住——证据要确凿，程序要合法。别让人抓到把柄。”

“那……那些请托？”

“礼照收，事不办。”刘之凤淡淡道，“收礼是为了不得罪人，不办是为了保住脑袋。明白吗？”

下属懂了：这就是为官之道。面子上要过得去，里子要守得住。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高墙审录”开始了。刑部派员分赴各地，开启尘封数十年的案卷，提审白发苍苍的囚犯。

有的案子确实冤枉——比如那个周王的侄子，当年只是投了点钱，实际经营的是合伙人。审讯后，判“削爵，释归府第监管”。

有的案子证据确凿——比如某个郡王杀了人，确实该关。维持原判。

还有的案子成了政治交易——某个王爷送了重礼，他关在高墙里的儿子就被“查出”证据不足，当庭释放。

一时间，各地高墙放出数十人。宗室们感恩戴德，称颂皇上仁德。崇祯也很满意——既得了好名声，又收了宗室的心。

但他不知道，这场“仁政”背后，是更肮脏的交易，是更严重的腐败。而且，放出来的那些宗室，大多骄横惯了，回到地方，很快又惹出事端。

更讽刺的是，就在朝廷忙着“审录高墙罪宗”时，河南的百姓正在饿死，陕西的士兵正在哗变，辽东的清军正在磨刀。

大明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不去治致命的伤，却忙着修剪指甲。

可悲，可笑。

当北京朝堂上演这一出出闹剧时，河套显得异常安静。

但安静不代表静止。

归化城总督府，李健看着最新送来的邸报和情报，嘴角露出讽刺的笑。

“开市抚赏？”他对顾炎武说，“杨嗣昌这是饮鸩止渴。今日给三十万，明日就要五十万。等清国养肥了，刀就架到大明脖子上了。”

顾炎武皱眉：“可朝廷确实无力两线作战……”

“那就该壮士断腕。”李健斩钉截铁，“放弃辽东，退守山海关，集中力量剿寇。等中原平定，再图恢复。现在这样，两头都想保，两头都保不住。”

这话太激进，顾炎武不敢接。

李健也不多说，换了话题：“曾就义这个人，倒是有意思。‘使守令俱廉’？说得轻巧。他怎么不先把自己在江都的账目亮出来？”

黄宗羲笑道：“总督知道他在江都的事？”

“略知一二。”李健淡淡道，“江都去年税粮，实收比账面上多了三成——多出来的，一半进了他的腰包。这样的人谈反腐，真是讽刺。”

“那皇上还重用他……”

“皇上需要榜样，需要口号。”李健看得透彻，“至于榜样是不是真的，口号能不能实现，不重要。重要的是，皇上可以指着曾就义说：看，朕在反腐，朕在用人。这就够了。”

众人沉默。这就是大明的现实：表面文章比实际做事重要，口号比行动响亮。

“不说他们了。”李健摆摆手，“咱们做好自己的事。孙传庭那边，第二批流民到了吗？”

“到了。”顾炎武汇报，“五万三千人，已安置妥当。孙传庭换走了五万石粮食，解了燃眉之急。他来信说，还有十万流民，六月可送。”

“好。”李健点头，“告诉孙传庭，有多少，咱们收多少。但前提是自愿。”

“明白。”

“京营那边有什么动静？”

“曹化淳还在折腾。”李定国说，“他把京营军官换了个遍，现在都是他的人了。但训练废弛，装备老旧，十万京营，还不如咱们三万民兵。”

李健笑了：“这是好事。京营越烂，咱们越安全。”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点在中原：“现在最值得关注的，是这里。”

地图上，陕西、河南、湖广、安徽，标满了红点——那是各路农民军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