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四月初的北京城，杨柳刚吐新芽，但朝堂上的气氛却比寒冬更冷。

兵科都给事中姚思孝的奏疏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这位以敢言着称的言官，提出了一个敏感至极的建议：与关外女真“开市抚赏”。

“……开市抚赏，目前驭虏一大机。”乾清宫里，崇祯低声念着奏疏上的字句，“但不即轻给，稍示郑重，彼遂其欲，吾亦济其事，何损威失礼之有？”

他放下奏疏，环顾四周，目光扫过侍立的内阁辅臣：“诸卿以为如何？”

首辅薛国观垂首不语。他刚上台，位置还没坐稳，不想碰这个烫手山芋。

次辅杨嗣昌却出列了。这位兵部尚书出身的内阁大臣，素以知兵自诩，此刻声音沉稳：“陛下，姚思孝所奏，实是老成谋国之言。”

崇祯挑眉：“哦？杨阁老详细说说。”

杨嗣昌从容道：“臣查国朝旧例，先朝封贡抚赏，名甚尊，礼甚正。永乐年间，成祖皇帝封瓦剌马哈木为顺宁王，开互市，保北疆数十年安宁。此乃‘乐天者保天下’之智，孟子所称道者。”

他顿了顿，见皇帝听得认真，继续道：“今又一时也。去岁清军入塞，虽掠我州县，但今春已退。皇太极新称帝，国号初立，内部未稳，正是我朝羁縻之机。若此时许以互市，给以抚赏，可暂缓其南下之念，为我朝剿寇赢取时间。”

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殿内众臣都听出了潜台词：打不过，只能买平安。

崇祯沉默良久。作为皇帝，他何尝不知与“虏”议和是屈辱？但现实是：辽东防线年年吃败仗，九边军饷拖欠半年，中原流寇越剿越多。两线作战，大明撑不住了。

“杨先生的意思是……”崇祯缓缓道。

“臣已密询蓟辽总督洪承畴、宣大总督卢象升等边臣。”杨嗣昌奏道，“诸臣皆言：若能以市赏暂安东虏，专力剿寇，待中原平定，再图辽东，方为万全之策。”

他最后加了一句关键的话：“此事不必明诏，可由边臣私下与虏接触，成则朝廷默许，败则推诿边将，不致损及天威。”

这话说得赤裸：让边将去谈，成了是朝廷的功劳，败了是边将自作主张。

崇祯闭上眼睛。他想起清军入塞，破长城，掠畿辅，兵锋直抵北京城下。那时候的恐惧，记忆犹新。

“准奏。”他终于开口，“此事……交由兵部与边臣相机行事。但要记住——”他睁开眼睛，目光锐利，“市赏可给，名分不能让。大明皇帝，绝不可与‘清国’皇帝平起平坐。”

“臣明白。”杨嗣昌躬身。

退朝后，杨嗣昌回到兵部衙门，立刻召来心腹：“拟密札，分送洪承畴、卢象升：圣意已准，可遣人与东虏接触。条件：开关互市，年给抚赏银三十万两，绢帛五万匹。底线：不得称臣，不得用‘清国’国号，只以‘羁縻’为名。”

“那……虏人若坚持要朝廷正式册封？”

杨嗣昌冷笑：“那就谈不成。谈不成也好——至少向天下表明，朝廷没有议和。”

心腹明白了：这就是政治。表面一套，暗里一套；成不成不重要，重要的是该有的姿态一定要摆出来！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关外。

盛京皇宫里，皇太极看着明朝边将送来的密信，笑了。

“三十万两？五万匹绢？”他问范文程，“范先生，你怎么看？”

范文程沉吟道：“皇上，明朝这是缓兵之计。他们想用这点钱粮，换几年时间剿寇。待中原平定，必会翻脸。”

“朕知道。”皇太极点头，“但……朕也需要时间。”

他站起来，走到地图前：“这两年，虽有所获，但八旗因豪格轻敌导致河套地区伤亡亦重，需休整。朝鲜刚平定，蒙古各部还在摇摆。而且……”

他指着山海关，“关宁防线，依然坚固。强攻，代价太大。”

“那皇上的意思是……”

“谈。”皇太极决断，“他们要拖时间，朕也要拖时间。互市？可以。抚赏？可以。但条件要加：除了银绢，还要粮食十万石，铁器五万斤，火药三万斤。最重要的是——要他们承认朕的皇帝称号。”

范文程皱眉：“明朝皇帝恐怕不会同意……”

“那就慢慢谈。”皇太极笑道，“谈上一年半载，朕这边准备好了，再谈崩也不迟。到时候，就是朕再次入塞的理由。”

主臣相视而笑。

这就是政治博弈：双方都知道对方在拖延，但都假装认真谈。因为都需要时间，都需要借口。

而在北京，崇祯接到边将奏报“虏人要求承认帝号”，勃然大怒：“放肆！朕乃天子，岂能承认蛮酋帝号？谈判中止！”

但他不知道，边将们早就私下答应了大部分条件——除了帝号。互市开了，抚赏送了，粮食铁器也流过去了。

大明用真金白银，买来了虚假的和平。而清国，用虚假的谈判，换来了实实在在的战略物资。

双赢？不，只有一方在赢。

四月二十九日，紫禁城中左门。

这是崇祯登基以来的惯例：每年此时，皇帝亲自考选新任知县、知州，问以时政，择优异者擢升京官，以示重视人才。

今日天气晴好，但站在中左门外的三十多名新任地方官，却个个紧张得手心冒汗。

他们大多是两榜进士出身，在翰林院观政数年，如今外放为官，第一关就是天子亲问。

“传——永城县知县成仲龙、江都县知县曾就义、富平县知县张缙彦……五人一班，进见！”太监尖细的声音响起。

第一批五人战战兢兢走进中左门。门内设御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