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端坐其上，内阁、六部重臣侍立两侧。

五人跪拜，山呼万岁。

“平身。”崇祯声音平和，“朕今日不问经史，只问实务：方今国家多难，军饷匮乏，尔等为地方亲民之官，有何足兵足食之策？”

这个问题很大，也很敏感。前四人回答得中规中矩：有说清丈田亩的，有说整顿盐税的，有说鼓励屯垦的，都是老生常谈。

轮到曾就义时，这位江都知县深吸一口气，出列奏道：“陛下，臣以为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

一语惊人。殿内顿时安静。

曾就义四十出头，面庞清瘦，眼神锐利。他是天启五年进士，在翰林院坐了八年冷板凳，去年才外放知县。此刻他豁出去了——要么一鸣惊人，要么万劫不复。

“细言之。”崇祯来了兴趣。

“臣在江都半年，查核钱粮，发现一县之赋，百姓实纳十成，朝廷所得不过五成，其余五成，尽入胥吏、衙役、乡绅囊中！”曾就义声音激昂，“若能使天下守令俱廉，革除中间盘剥，则朝廷赋税可增一倍。届时，即稍从加派以济军需，百姓负担亦不增反减，未为不可！”

这话说得大胆：承认加派不对，但说如果官员廉洁，加派也可以接受。

崇祯动容了。他这些年最头疼的就是官员贪腐。每次加派，都说为了剿寇，可加派的银子，有多少真正用到军队？大多被层层克扣了。

“好！”崇祯难得露出笑容，“曾卿此言，切中时弊！朕再问你：如何使守令俱廉？”

曾就义早有准备：“一曰严考成。知府考州县，巡抚考知府，层层考核，以钱粮实收、百姓口碑为据，优者擢，劣者黜。二曰增俸禄。今知县年俸九十石，折银不过四十五两，何以养廉？当倍增之，使其足以养家。三曰重监察。都察院、按察司要真巡查，真弹劾，而非走马观花。”

他说一条，崇祯点一次头。待他说完，崇祯当即道：“曾就义擢翰林院编修，留京听用！永城知县成仲龙，方才所言整顿卫所屯田，亦有可取，迁兵科给事中！”

“臣谢陛下隆恩！”两人激动跪拜。

其余三人羡慕不已。一席话，就从七品知县跳到六品京官，这是多大的造化？

考选继续进行。后面几班官员，有样学样，个个大谈反腐倡廉，痛斥吏治腐败。崇祯听得频频点头，又擢升了七八人。

朝会后，新任首辅薛国观与杨嗣昌并肩走出。

“曾就义此人，倒是会揣摩圣意。”薛国观淡淡道。

杨嗣昌笑了笑：“清廉？谈何容易。天下官员，有几个不贪的？曾就义自己在江都，就真的两袖清风？”

“那皇上为何……”

“皇上需要一面旗帜。”杨嗣昌看得透彻，“如今朝野皆言加派害民，皇上加也不是，不加也不是。曾就义提出‘先反腐，再加派’，既给了皇上加派的理由，又迎合了皇上痛恨贪腐的心理。这样的人，自然要重用。”

薛国观沉默片刻，叹道：“可是……反腐？怎么反？从谁反起？你我都清楚，这朝堂上，有几个干净的？”

两人都不说话了。他们自己就不干净——薛国观上台后，卖官鬻爵没少干；杨嗣昌执掌兵部，军械采购的回扣拿得手软。

反腐？说说而已。真要反，第一个反的就是他们自己。

这就是大明的荒诞：皇帝需要清廉的榜样，大臣需要清廉的口号，但没人真的想清廉。大家都在演一出戏，戏名叫“君臣同心，肃贪倡廉”。

而真正的贪腐，在戏台下愈演愈烈。

五月初的刑部大堂，气氛凝重。

刑部尚书刘之凤已经六十三岁，须发皆白，但精神矍铄。此刻他手捧奏疏，声音沉稳：

“……天下囚徒皆五年一审录，此祖宗成法，以示慎刑。然高墙之内，宗室罪犯，长期不予审讯，有囚禁数十年而未决者。臣请对高墙罪宗，同于天下四徒例，五年一审，以免冤滞。”

奏疏递上，朝中议论纷纷。

所谓“高墙”，是明朝囚禁宗室罪犯的特殊监狱。朱元璋建国后，为防宗室作乱，定下严苛的《皇明祖训》：宗室不得参政，不得经商，不得科举，只能靠朝廷俸禄生活。若有犯罪，轻者削爵，重者囚于“高墙”——其实是软禁在封地内的特定院落，有兵丁看守，终身不得出。

这项制度执行两百多年，高墙内积累了大量宗室罪犯。有的因为争夺爵位，有的因为违法经商，有的仅仅是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一旦进去，就再难出来——没有审判，没有刑期，关到死为止。

崇祯看着奏疏，心中复杂。他是皇帝，也是宗室的一员。那些高墙里的，都是他的亲戚，身上流的都是朱元璋的血。

“刘卿所言，确有道理。”崇祯缓缓道，“然宗室犯罪，关乎天家体面，若公开审理，恐……”

他话没说完，但意思明白：家丑不可外扬。

刘之凤坚持：“陛下，正因关乎天家体面，更应依法行事。今高墙之内，有万历年间囚入者，已四十余载；有泰昌、天启年间囚入者，亦二十余年。未经审讯，不明罪状，此非慎刑，乃虐刑也。若传之于史，后世将如何评说？”

这话戳中了崇祯的软肋。他好名，怕在史书上留下污点。

“况且，”刘之凤补充，“如今各地宗室，对此多有怨言。若陛下能开此恩典，显皇族仁德，必能收宗室之心。”

这才是关键。明末宗室，是一个庞大而尴尬的群体。他们不能做事，只能吃俸禄，成为朝廷沉重的负担。

地方官员厌恶他们，百姓痛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