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问题可追溯；

二、市场四门设“投诉处”，简单纠纷当场裁决，复杂者三日必复；

三、全面推行“商标制”，每件商品必须烙刻或缝制制造者标记——铁器是“韩”字圆圈，布匹是“春”字方印，陶器是“侯”字款识。

信誉，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就这样成了新家峁商业网络最硬的通货。

十一月初七，一支从西安府日夜兼程赶回的商队带来爆炸性消息：朝廷因辽东战事吃紧，户部决议再次加征“剿饷”，每亩地再加银三分。传旨的太监已到潼关。

集市顿时哗然。许多从周边州县来的商贩面色惨白——他们本就被历年加征逼得喘不过气，这三分银，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顾炎武当夜在农司楼召集紧急会议。烛光下，这位学者的脸显得格外凝重：“崇祯三年，加征辽饷，陕北民变四起；五年，加征剿饷，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聚众二十万；今日再加……这是要逼反剩下所有还能喘气的人啊。”

果然，消息如野火蔓延。十日内，延安府北部三县相继发生抗粮暴动，小股民变武装如雨后春笋。商路开始不安全：十一月中旬，两支往山西的商队遭劫，虽保住了大部分货物，但三名护卫身亡。

商业司立即调整策略：减少向动荡地区派遣商队，已出发的改走隐蔽山路；联盟内部，开始增加粮食、食盐、布匹等必需品的战略储备；所有商队护卫人数增加一倍，并配发新式燧发短铳。

但李明提出了更大胆的计划。那日高层会议上，他铺开地图，手指点着几处民变活跃区：“与其等他们变成流寇来抢，不如咱们主动去‘贸易’。”

满座愕然。

“他们造反是为活命，要的是粮食、衣物、药品。”

李明继续道，“咱们有这些。他们有什么？有从官府、大户那里抢来的金银、马匹、皮革，还有——他们对周边地形的熟悉，对官军动向的了解。”

“这是资敌！”有人拍案而起。

“这是化敌为友。”李健缓缓开口，“其中多数原是本分百姓。若能通过贸易让他们有口饭吃、有件衣穿，或许就不会去烧杀抢掠。”他看向李明，“说说具体。”

计划很快成型：在联盟边境设立三个秘密贸易点，由最精干的商队负责，交易时间定在朔日、望日的子夜。货物以粮食、粗布、食盐、常见药材为主，换回马匹、皮革、废旧铁器（可回炉），以及最重要的——情报。

每个贸易点配一名通晓各地方言的“通事”，负责沟通，也负责观察对方状态、评估威胁。

第一次交易在十一月廿一夜，地点选在乌龙川上游一处废弃的烽燧。新家峁这边来了十辆车、三十名护卫，对方是自称“闯塌天”部的一支小队，约五十人，衣衫褴褛，但眼神凶悍。交易过程极度紧张，双方刀出鞘、箭上弦，通事的声音都在发颤。

但当成车的粮食推到中间，对方验过货——是实打实的白米，不是糠麸——气氛微妙地缓和了。他们带来的三十匹蒙古马（显然是从边军马场抢的）虽然瘦，但骨架匀称。

额外还给了三张鞣制粗糙的牛皮，以及一个重要消息：延绥镇官军正在集结，可能要对某股民变武装进行围剿。

交易完成，各自退去。回到新家峁已是黎明，李明亲自在仓库前迎接。听完汇报，他长舒一口气：“开了头，就好办。”

果然，第二次、第三次……交易渐成常态。民变武装得到了急需的生存物资，新家峁得到了战马等珍贵物资（经过调养，都是好马）和宝贵的情报网。

更意想不到的效果是：这些武装开始有意识地避开新家峁控制的区域——抢劫这里不如交易划算，且会断了今后的生路。

黄宗羲在《商政论》中专门论述此事：“管子通轻重之权，桑弘羊行均输之法，皆是以经济手段解政治困局。今新家峁以贸易化干戈，虽似权宜，实含至理：民之所以反，求生也；若能以商道予其生路，何须以兵道逼其死战？”

十一月，年关前的最后一次大市，商业司的账房灯火通明。三十把算盘同时作响，噼啪声密集如雨。子时，数字汇总：崇祯七年一月至十一月，联盟总贸易额——折算白银一百二十一万五千四百两！其中六成七是联盟产品外销，三成三是外部货物购入。纯利约十八万两，这还不包括战略物资的储备增值。

庆功宴上，众人欢饮，李健却异常清醒。他举杯敬全场，说的话却让热闹稍歇：“贸易额大是喜事，但诸位切记：咱们要的不只是白银堆仓。咱们要的是物资流通——让南方的稻种在北方试种，让西域的骏马为咱们耕地；要的是信息畅通——让流寇波及的战乱、辽东的军情、朝廷的动向，咱们三日能知；要的是人心相通——让天下受难之人知道，世间还有一片地方，凭勤劳能活命，凭信誉能致富。”

他说的“人心相通”，在十二月初得到了最生动的印证。一支从扬州历经艰险归来的商队，不仅带回了五十船江南特产，还带回了七个人：一个制糖匠人（原在松江府糖坊，因战乱失业），一个造船匠（原在龙江船厂，厂子被烧），一个钟表匠（泰西传教士的学徒，传教士被杀），两个蚕桑师傅，还有一对父子——父亲是秀才，儿子十四岁，读过书会算账。

带队商人周老栓汇报时眼含热泪：“过长江时遇官军抓丁，咱们的货差点被抢光。是这位沈秀才，用身上最后二两银子贿赂了哨官，才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