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那里的。

　　李卫他们没住总统大饭店，一个是没有房间，而且也太贵了，住不起。多贵？非常贵，一晚上将近人民币1万多。俄罗斯是世界上消费水平最高的地方之一。

　　除了消费高，再就是语言不通，虽然找了翻译，但只要翻译一离开，你就没办法了。不象到那些说英文的国家，甩几个单词再加手势比划，总能传词达意。

　　为了不误事，真正开始做活动的时候，李卫一共找了十三个中国留学生。一人配一个。周镇管音频，给他配一个。李卫管舞美和整个现场灯光音响，给他配一个。王平波在那里搬道具，也给他配一个。整个一排的翻译站在那里，很有阵势。当然费用也不秀气，每人每天100美金。

　　俄罗斯塞车比北京还厉害，如果约了晚上7点钟吃饭，4点钟就必须动身，一般塞车在3个小时以上不算稀奇。

　　第一次在国外做活动，李卫碰到的一些问题，很多是在国内根本无法想象的，比如他联系了当地的舞美灯光、摄影师，必须确保万无一失。按照李卫的要求和与对方的约定，他们必须在两点半到场，因为活动是下午五点半正式开始，李卫还得在现场给他们交待一些事项。结果，到了四点钟，摄影师还没来。

　　李卫急得要命，他找的是一个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摄影师，万一出差错，根本找不到替代人员。李卫赶紧通过翻译去找他，他倒是接了电话，让李卫绝对放心，他绝对不会误事。但李卫哪里敢轻易相信人家电话里的保证？除非看到摄影师就在跟前站着，否则，李卫就是放不下心来，只好催翻译一遍又一遍地给他打电话，他真的怕外国同行因为喝酒或慵懒拖沓而误事。

　　翻译也劝李卫放心，说他们都是很专业很敬业的，肯定会按时来的。结果他五点钟才来。只有半个小时架设备什么的，在中国碰到这种情况，肯定把他炒鱿鱼了。李卫在国内做活动，摄像都是提前一天前来彩排的。

　　我写这本书时已离开了王伟团队的王平波，当时也是活动组的成员，他当时在天娱传媒的职务是公益活动部总监，他在现场负责推道具、摆放仪器和凳子，三亚一个五星级酒店的董事长跟他干同样的活儿，海南方面去俄罗斯的人全是处级干部以上，或者是酒店的老总，或者是旅行社的老总，大部分是这样的人。在李卫的调动下，那些处级干部全部当着农民工使用。

　　李卫他们在俄罗斯做活动时间很短，就是一两个小时，作为整体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内顶级模特公司新丝路带去了二十多个模特，走走秀呀什么的(其中一个插曲我们将在下一节关于周镇的文字中提到)，又在俄罗斯当地请了一个喜剧俱乐部的演员表演节目，也是二十几个人，拿着手风琴跳民族舞，很好看。在这之前是领导发言、剪彩什么的。这种活动在国内是非常小的，对于李卫他们来说算是小菜一碟。到了那个地方，就不是小菜了。

　　海南方面对活动太重视了，生怕出一丝一毫差错，搞得大家都很紧张。李卫为了活动台本的事跟旅游局局长副局长，不知道交涉、讨论甚至争论了多少轮。在李卫眼里，那个陈局有点文学青年的感觉，平常写点诗，改台本改得极其认真，到了活动当天的下午三点钟，还在改台本。其实前一晚李卫已经叫翻译全部翻译好了，请的翻译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都已经把翻译稿给了主持人了。两个主持人，一个是当地的主持人，一个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都已经把原来的台本背熟了，再改，怎么行？导演就跟人家吵了。吵来吵去最后还是要改，陈局说不改不行，不能留下遗憾，一定要改。他是“甲方”，他要改没办法。那就改吧。但是那个俄罗斯的主持人拿着稿子很茫然，因为到下午四点钟的时候，他和凤凰卫视的人主持人已经对好台词了。

　　陈局总觉得这个字，或者那段话用得不好，他的话有些是对的，有些李卫就觉得应该保留他们的意见，统一不了就一直在吵。舞台上一切照常进行的时候，后台的争吵一刻没有停止。这个说这个得我说了算，导演说那改了谁去通知主持人？再说了，翻译也来不及。

　　事后想起来都觉得好笑，其实根本用不着吵的，但当时大家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做完这次活动，李卫悟出了给政府做事情的很多特点。必须在迁就别人和坚持自己的原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最重要的是，既要对“甲方”负责，又要对整个活动、整场表演负责。而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不管当时有多大的分歧，事后大家都能理解。

　　李卫现在跟海南旅游局的那拔人，可是最好的朋友。

　　李卫现在当官了，是新活动传媒的副总，他还在清华大学读书，不是绘画，是中国卓越企业管控运营与执行突破总裁研修班。

　　李卫更喜欢谈他带的那支被称之为“王牌制片”的团队，他很自恋地说，她有点像《亮剑》里的独立团，面对鬼子的大扫荡，敢于玩命，就算拼到最后，也要亮剑。

　　话不多的李卫偶尔会提起他的老乡曾国藩，并把他说的一段话牢记在心，曾国藩说：“兵不在多而在于精，重在知人善任；善解敌情；营务整齐；临阵胆识。”

　　李卫说：“多少次战役，热血澎湃，敢说，敢做，个性张扬！没有一般书生的柔靡、纤巧之风，一路上总是充满着豪迈、刚勇之气，既能着书立说，又能用兵打仗，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