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时候的王伟也太忙了，广西南宁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因为温家宝总理要出席，王伟随时可能要跟南博局汇报活动的准备情况。海南的欢乐节也是，副省长陈成盯得也很紧，王伟随时都有可能开会。他不得不象空中飞人似的，从南宁到海口，或从海口到南宁。分身无术的他，忽略了雨花商文化节执行中的一些细节。

　　损失是惨重的，他们有60多万的尾款没有收回来。

　　更重要的是，团队的口碑受到了影响。

　　后来，雨花区要举办第二届商文化节，王伟的新活动公司刚成立，正是急于找业务做几单以求站稳脚跟的时候，区政府个别领导主动跟王伟说，让他们也出个方案，王伟想都没想便谢绝了，他对我说，天娱可以说不做就不做，但是我还得在这个市场上混啊，我也想做那一单，但我觉得没脸见他们。

　　相比于活动执行过程中的技术难度，如何正确处理与客户的关系，是对活动运营管理者的最大考验。王伟说，既要替客户服务、适当地迁就客户，又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保持活动本身的艺术水准与个性特点，有时候真的挺难。

　　因为你为之服务的对象不是一个人，而往往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就以客服对象是政府为例，它不是铁板一块的，各部门立场不同，诉求也就不一样。宣传部希望把宣传的声势弄大一点弄好一点；招商局又希望把招商项目摆在突出的位置，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能够推销和引进多少项目、吸引多少投资才是重中之重；政府办公厅的务实体现在对领导的被关注度上，怎样把领导的讲话弄得精彩一点、长一点；赞助企业则希望把自己的广告搞大一点、醒目一点，方方面面的利益都要考虑到。平衡不好绝对出问题。既要有智慧，又要有技巧，能够把各方面的矛盾化解为无形。

　　当然，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很多部门非常满意，个别部门基本满意，这就行了。关键是你要让各部门都看到你已经实实在在地尽力而为了，就象《青瓷》里说的，“岂能万事如意，但求无愧于心”。但是，只要有一个部门很不满意，很有意见，可能就会坏事。那一定是你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问题是，到底应该怎么做，是没有教科书可翻的，是没有标准答案可以用的。这个东西很难把握，你得掂量好。同时它又非常重要，因为它同时关系到你自己品牌的含金量。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服务意识的问题，还是一个态度是否诚恳、真诚的问题。在坚守底线、坚持自己最基本的原则的情况下，要学会“矮化”自己，要善于妥协，用你的诚恳、真诚换取客户的信任、理解。这就要求你的团队，具备一种非常高的综合素质。否则，你光只有某个单方面的才能，比如说你光只会做电视做节目，是绝对不行的。加上你要是始终以“无冕之王”自居，把事情搞砸太容易了。

　　因为王伟的团队主要来自电视台，他对电视台员工的思维习惯便特别敏感与防患。

　　因为电视台是在行政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做事的。什么叫计划经济？比如说上一个栏目，然后频道给预算，一万块钱或者两万块钱一期的电视节目，那你就按这个节目做就行了。领导只管结果，不管过程。制作节目的人，是从来都不需要去想市场的。市场的压力归营销部，是它在考虑广告好不好冠名阿，要不要考虑到能卖多少钱啊，还能有些什么样的广告位啊，甚至节目的主题能不能跟广告用户的产品同质呀，等等。

　　在电视台，制片和广告部是两个独立的部门，平行而不交叉。制片费是台里给的，跟广告收入没有关系，广告部管不了制片，如果某个客户愿意出一百万，广告部希望在这个节目中做一些宣传，它其实是做不了主的，因为它无法干预内容。在电视台经常出现一种情况，广告部带来了广告，在现场贴一个东西，制片人一撕就把它丢掉了。制片与广告部无须沟通，体制没有替他们设计出良性互动的情侣关系。

　　王伟说，我这里是企业，经济利益是最高原则。在运行机制的设计上，我会打破部门之间人为的壁垒，注意部门之间的联动与协同作战。与之相适应，我对人员的要求，除了会策划会做节目，还得有市场意识。因为我的所有项目都是通过市场为客户量身定做的，所以，我这部公司的机器，从发动机到每一颗螺丝钉，都必须围绕着客户的需求运转。所以，我进人是很挑剔的，不是说电视台所有的编导都能在我这里做，没有市场意识你就做不了。我得先给你洗脑，灌输这些东西，如果灌输不成功，那你就只能被淘汰。

　　活动运营不是一台电视台的晚会，策划很重要，执行更重要，不仅因为执行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过程，还因为客户对你的考量与评估，最后都以你执行是否到位为基础。电视台做一台晚会简单多了，因为它可能只需要在自己台里播出就行了，很大程度上是自产自销。节庆活动完全不一样，它一启动，便开始直面媒体，不单是在某一家电视台播出，还要在所有的报纸和所有的网络媒体上宣传，是一个跨媒介的资源整合。而这种跨媒介的媒体是不被你控制的，你要是做得好，大家一起跟你造势，你要是做得不好，它们完全有可能发出不同的声音。

　　王伟批评电视台的体制，但对媒体资源却非常看重。他说的资源整合，首当其冲的就是

　　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