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而不该被摒弃，”因此，对主顾们最好的治疗计划应该是多元化的。

外祖母经历了水疗和热疗。她却还没有好。第三种是处方治疗。

有时候，在她醒来之后，他们不会给她提供任何早餐。连茶和烤面包也没有。这个饮食方案已经持续了数月，她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知道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或者她其实知道，她最害怕的事情就要来临。那是种模糊而蒙昧的恐惧，由于那件即将来临的事情总是导致短期失忆，所以翌日她就不太记得这事了。

助理人员会将她从住处带到一座被称为巴特勒一号（Butler One）的楼。他们会沿着两栋建筑之间一条特殊的路往前走，使得外祖母尽量不会接触到其他的主顾，从而避免引发骚动。这倒并不是因为外祖母特别情绪无常。只是任何被送到巴特勒的病人都得遵循这个指令，也得尽量减少交谈。伯林盖姆在招聘到助理人员后，会马上发给他们员工细则，其中如此强调：“在护送主顾时，不可讨论治疗；尽量要安抚体贴，令他们安静愉悦。确保主顾的配合，以协助治疗取得最大限度的疗效。”助理人员和我外祖母一到巴特勒，外祖母就会被他们送到治疗室。

“你不可以，”员工细则里面提到，“跟任何无关人等去讨论治疗室里发生了什么，除了你负责联络的工作人员以及你所照看的主顾。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给主顾提供关于他们自己的任何细节。”

在治疗室里，发生了如下这些事。助理人员把外祖母带到一把椅子上坐下，然后仔细检查她有没有携带眼镜、发簪或首饰等尖锐物品。如果她戴着假牙（当然她并没有），助理会把它们都给拿掉。如果她系着一条腰带，助理也会将其放松一点。皮带也是一样的。负责治疗室的护士再三检查了助理的工作之后，助理领着外祖母上了一张床。外祖母躺在那个松垮垮铺着床单的床垫上，助理小心翼翼地将一个乳胶枕头放置在其肩胛骨上方。助理要求外祖母将手臂放在身体两侧，伸直双腿。床单裹在她自己身上，盖住了她的手脚。只有头还露在外边。之后，助理把一个口塞放到她嘴里，摁住她的肩膀，而另一个助理则摁住了她的臀部。她得尽可能地被牢牢固定住，这非常重要，因为这种治疗可能会令她肌肉剧烈收缩，若是四肢不被固定，任由它们踢打，很可能导致骨折。

管事的护士又全部检查了一遍，确保一切就绪，她将我外祖母额前散落的几缕头发拢好，然后向她的皮肤施以电击。

威廉·B.斯科维尔夫人的临床记录

（记录者：艾米莉）

1944年4月5日：斯科维尔夫人开始接受电击治疗。

1944年4月12日：电击治疗开始起效。斯科维尔夫人的行为有了些改善，相对清醒的状态可以持续更长时间了。不过，她还是时常会在大厅里唱歌跳舞，或是尖笑；大声捶打钢琴键盘，那声音让其他主顾不胜其烦。她能够认出来探望的亲属。不过……对此的兴趣转瞬即逝，很快她的行为举止又会变得漫无条理，她会不停地摇头。她还会说自己经历过的审判，并且认为自那以后她一直在监牢里。

1944年4月19日：自上次的记录后，斯科维尔夫人一直在接受电击治疗。她的改善体现在变得更安静，不再常打扰他人。然而，她精神病态意念的变化不大。她仍然会提到那次审判及其之后的牢狱之灾；她（缺失词语）的改变；以及她儿子对她说话的方式；还有灵魂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身上的转移。

（5到6月的临床记录遗失了，只能找到三个月以后，也就是7月份的了）

1944年7月12日：斯科维尔夫人的情况显示了持续的改善。她仍对电击疗法感到有些害怕。

在疗养院里，外祖母并不是唯一一个害怕电击疗法的人。这种恐惧十分普遍，甚至在病人群体中导致了严重的失调和恐慌，于是柏林盖姆发起了一场运动来消除它。

不过，并不是消除电击疗法。而是消除恐惧。

这场收容所内运动的大意被刊登在《话匣子》里一个叫做“人物新闻”（Personews）的员工内部板块，于1944年8月连载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零恐惧精神病学》（Fear-Free Psychiatry）提出了一个普遍的问题。“恐惧带来的破坏力”，伯林盖姆写道，“给那些试图给病人建立自信的精神病学家们，带来一个特殊的难题，因此，为了建立起信心，研究者们要对恐惧心理学非常熟悉，这样才对治疗有所帮助而非阻碍。”他建议护士和助理“不要和病人讨论治疗，若是谈话触及到了这点而且无法避开时，就要极力推崇治疗的积极一面。将这些治疗的惩戒本质暴露出来，从来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通过对“消除病人思想中的恐惧”做出的努力，伯林盖姆认为疗养院里的工作人员将会“激励那些离开医院的人，并促进当前治疗的进展，恐惧会让我们一事无成，因为它会阻碍病人的好转，从而击溃我们。牢记这一点，并采取相应行动，如此你就可以实现而非阻碍我们共同的目标——帮助病人康复。”

刊载在下一期人物新闻板块的第二篇文章，柏林盖姆提出了他所用的一个特殊而简单的措施，用以消除在机构中蔓延的恐惧。这篇文章题为《是“睡眠”，而不是“休克”》（“Sleep”——Not“Shock”)，其中指出，疗养院中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