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到，把灯亮着，把门锁好。每次离开前，他都会留一些钱在地图袋里。”

“那要是有什么不对劲怎么办？要是你因为其他原因落网了呢？”

“我们有一个电话号码。他跟我说，打过去呼叫一个名字就行。”

“什么名字？”

“他让我挑一个，我就起了金发妞。他没觉得这有什么搞笑的，我们就用这个了。号码是报春花0098。”

“你打过吗？”

“有，两三年前我带一个妞去马盖特41十天。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他说一声的。一个女孩儿接了电话——听她的口音，也是荷兰人。她说金发妞在荷兰，可以让她捎句话。但之后我觉得没必要了。”

“为什么？”

“我开始注意到一些现象。他很有规律地两星期来一次，就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二，除了一月跟二月。这还是他第一次在一月过来。他通常会在星期四把车开回来。奇怪的是他今晚就回来了。但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再过来了吧？”斯卡尔把明信片从曼德尔那里拿过来，捏在自己的大手里。

“他就完全没有消息？长时间玩失踪啊？”

“冬天他就更少出现了。他从没在一月来过，二月也是。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曼德尔仍把那50镑攥在手里。他把钱甩到斯卡尔的大腿上。

“别想着自己走运了。给我十倍我也不要跟你一样。我会再回来的。”

斯卡尔看来忧心忡忡。

“我本来也不会告密的，”他说道，“但我不想被卷进来。但愿一切平安无事，对吧，老兄？”

“别吵。”曼德尔应道。他累了。他把明信片拿回来，下了车，往医院走去。

医院那边没有什么新进展。史迈利仍然昏迷不醒。刑事调查处已经得知此事。曼德尔最好还是留下姓名地址然后回家去。医院要是有什么消息的话就会第一时间打电话过去的。经过好一番争吵，曼德尔从护士那边取回了史迈利的车钥匙。

米特查姆，他现在觉得，就是一个差劲的居住地。

8 病房里的沉思

他厌憎病床就如一个溺水者厌憎大海。他讨厌被床单束缚着，以致他手脚都无法自如活动。

而且，他痛恨这病房，因为它带给他一种恐惧感。在门边有一架手推车，放满了各种工具，剪刀、绷带、瓶子，还有让人生畏的古怪物件，包裹在为上次圣餐仪式准备的白色亚麻布里。还有高高的水壶，被餐巾包住了半边身子，竖在那边就像一只等着撕开猎物内脏的白鹰，而小玻璃壶里缠绕着的橡胶管就跟蛇一样。他讨厌这里的一切，而且担惊受怕。他感觉燥热，汗流如瀑，又感觉发冷，冷汗裹身，在他的肋骨上如冰冷的血液般缓缓流淌着。日夜更迭，史迈利却无法辨识。他与睡眠做着无休无止的斗争，因为只要他一闭眼，视线便会转向混乱的大脑；有时候，他沉重的眼皮会拼死合拢，那他就会集中所有力气撑开眼睛，再次盯着头顶上摇曳不定的微光。

之后有人打开了百叶窗，冬日阴灰的光线洒了进来，实在是美好的一天。他听见外面车辆的声响，知晓自己最终活了下来。

于是，死亡再一次变成了学术问题——一项他要推延到富有时才会用自己的方式偿还的债务。有一种奢侈的感觉，几乎是圣洁的。他的思维惊人的清晰，如同普罗米修斯穿越整个世界般来回漫游；他在哪儿听到过“思想从身体上分离出来，统治着文件世界……”这句话来着？只有头顶上的灯可看，这让他感到无聊，他希望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看。他对那些葡萄、蜂巢与花的香味以及巧克力感到腻味。他想要书籍，还有文学杂志；要是他们连书都没有给他的话，他怎么才能够赶得上自己的阅读进度呢？事实上，他钻研的十七世纪，并没有什么研究成果，也没有什么富有创见的评论。

过了三个星期曼德尔才被允许去看望他。他拿着一顶新帽子走了进来，还捎上了一本关于蜜蜂的书。他把帽子放在床尾，把书置于床头柜上。他咧开嘴笑了。

“我给你带了本书，”他开腔了，“讲蜜蜂的。这些聪明的小家伙。也许你会感兴趣。”

他坐在床沿上：“我整了顶新帽子。挺傻的。庆祝我的退休。”

“噢，对，我都给忘了。你也老不中用咯。”他们都笑了起来，继而又陷入沉默。

史迈利眯着眼睛：“我现在看不太清楚你。之前那副眼镜不让戴。他们要给我弄新的。”他停了停。“你不知道是谁对我下的手吧？”

“说不准。要看情况。有点头绪了，我想。我了解得不够多，这就是问题所在。我指的是你的工作。东德钢铁代表团有没有什么印象？”

“嗯，应该有。它四年前来到这里，想加入贸易委员会。”

曼德尔跟他讲与斯卡尔先生的交谈：“……那个人自称是荷兰人。斯卡尔要跟他联系，就只能通过一个报春花电话号码。我查过户主了，就是东德钢铁代表团，在贝塞兹公园。我派人去打探过。他们已经搬空了。那里什么都没有，家具什么的，一概不见踪影。就只有这个电话机，而电话线已经从插座上拔出来了。”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1月3日。就是芬南被谋杀那天。”他疑惑地看着史迈利。

史迈利想了会儿，说：“联系国防部的彼得·吉勒姆，明天带他来这儿。抓着他领子过来。”

曼德尔拿起帽子，走到了门边。

“再见，”史迈利说，“谢谢你的书。”

“明天见。”曼德尔说完就走了。

史迈利躺在床上休息。他的头在发痛。该死，他想，我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