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凤继续旁敲侧击。

刘为章愣了一下神，明白了毛人凤所指。

“打过，不过不是私事，是与作战相关之事。刘总司令和你们徐州站抓了一个女军官，怀疑人家是匪谍，却又找不到证据，将人打个半死，闹得沸沸扬扬，现在都告到我们这里来了。再这样下去，军中同仁人人自危，朝不保夕，谁还有心思与刘伯承、陈毅他们打仗？！”

毛人凤没有想到，刘为章提起这件事来口气竟然斩钉截铁，毫不避讳。

“刘次长，您恐怕是受人之托吧？”毛人凤挑明了问题核心。

刘为章淡然一笑，回答：“没错！确实有人托我。”

“请问能告诉我委托之人是何方神圣吗？”毛人凤皮笑肉不笑。

“毛局长，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稳定军心，并无不当之处，你此时横插一杠，未免管得有点过宽了吧！”刘为章没有半点恐慌，双眼直盯毛人凤。

“刘次长，我们保密局有权调查委员长以外任何人，这事事关党国安危，今天您不想说也得说！”毛人凤撂出了狠话。

“毛局长，看来你还是不知道我刘为章的脾气。我还有事，失陪了！”刘为章说着站起身来，一把甩开椅子，径自向门外走去。

毛人凤的一个副官上去阻拦，刘为章大声呵斥：“放肆！看来你不想走出这个门了！”刘为章话音刚落，几名持枪卫兵冲进会议室内，站在了刘为章身后。

事情闹到了就要兵戎相见的地步，顾祝同不得不出面。

顾祝同将刘为章拉到自己房间问清情况后，再次走进会议室。

“齐五，这事到此为止，你就不要再打听了，出了事我负责，你要是连我也不相信，你现在就可以去老头子那里禀报。”

顾祝同又低声与毛人凤耳语几句，毛人凤只好悻悻地带人离去。

原来，请刘为章给刘峙打电话的人非同一般，是国民政府副总统、桂系大佬李宗仁。桂系的刘为章对其他人趾高气扬，唯独对李宗仁和白崇禧二人恭顺有加，言听计从。正是依靠两位大佬撑腰，刘为章才能如此官运亨通，无人敢于藐视慢待。李宗仁在指挥台儿庄战役期间，结识了担任第五战区抗战总动员委员会委员的李婉丽父亲，就是徐州大同街上大名鼎鼎的“回春堂”的李堂主。悬壶济世的李堂主深明大义，带头响应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的号令，向抗战部队捐了一大笔钱，并且率领“回春堂”人员赶赴前线救治伤员。不但如此，他还多次为李宗仁以及白崇禧、刘为章等人看病拿药，彼此结下深厚友情。在之后的十多年时间内，李堂主始终与李宗仁保持着联系。十天之前，李堂主托人从徐州捎了一封信到南京，交给了李宗仁。颇念旧情的李宗仁看罢昔日故交的信中哭诉，立马答应帮忙斡旋。当获悉刘峙并没有李婉丽是匪谍的任何证据后，李宗仁气愤不已，指令刘为章直接给刘峙打电话，要求马上释放李婉丽。刘峙通过刘为章的口气知道幕后指使是李宗仁和白崇禧，自然不敢违抗。正当刘峙打算通过审讯彻底整垮李婉丽时，陈楚文和毛人凤插了进来，心怀鬼胎的刘峙只说了刘为章的名字，不敢如实说出真正的后台李宗仁。

老于世故的参谋总长顾祝同最后想了个办法，说人命关天，先送李婉丽去医院治病，等病好了再说。这样，既保了李婉丽的命，也没有让她脱离掌控，算是对刘为章和毛人凤两人都有了个交待。

一天深夜，李婉丽被人从监狱内提了出来并用车拉走，说是送到医院治病。至于是去哪家医院，没有任何人知晓。

从此之后，李婉丽不知去向，从所有人的视野中神秘消失。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李婉丽被送进医院治疗的第二天，毛人凤给蚌埠的陈楚文打来了电话。在电话里，毛人凤指示：李婉丽的事到此为止，但铲除共谍的任务不能就此结束。除了李婉丽，还有没有共谍继续藏匿于蚌埠“剿总”以及杜聿明的“前进指挥部”里？与毛人凤通电话时，陈楚文肯定地说，根据情报，“无名氏”“林木”和“黄蜂”的真实身份都已搞清，这些人目前全部都在共军那里，不可能再有卧底的匪谍。陈楚文的分析遭到了毛人凤的一通训斥，说共产党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各种渠道曝光宣传卧底者，很有可能是他们故意释放的烟幕弹和使用的障眼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马树奎、佟处长和小钱是真正的卧底者。李婉丽是不是暂且不说，不能排除还有共谍继续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可能。

最后，毛人凤给陈楚文下了命令：“你们不能只将目光锁定在李、佟、钱三人身上，龚方令和孔汉文也多多少少参与了档案转运之事，都有嫌疑，应立即电告跟随杜聿明的情报处长顾一炅加强对龚与孔的监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发现两人行为可疑，可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12月下旬的一天，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到会的有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刘为章、作战厅正副厅长郭如桂、许正春以及作战厅几位处长。但身为国防部长的何应钦没有参加，国民党部队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令这位党国军界的元老也越来越感到束手无策，自感目前的危局已是回天乏力，国民政府岌岌可危了。于是他抱着“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消极心态，借口得了严重的痔疮，不顾蒋介石的极力挽留，住到上海一家医院里疗病去了。

白崇禧也没有来。虽然蒋介石亲自打电话邀他参加会议，但他以身体欠佳为由推辞了。近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