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好兆头。

写字楼虽然没有亮灯，但大门没有锁，电梯也能开动。上了四楼，堀场在蓬莱俱乐部门口写着保安公司名称的小盒子里插进一张磁卡，小盒子上的扬声器发出机械音：“监控已解除。”

“如果不插卡，一开门保安公司那边的警报就会响。”堀场解释了一句之后，将一把银色的钥匙插进钥匙孔里，“咔嚓”一声，门开了。

“非常感谢。我尽快结束这里的事情，请你们等我一会儿。明治大道那边的咖啡馆应该还开着。”我边说边打开钱包。

“我们唱卡拉OK去！”优子抢过我刚从钱包里抽出来的一万日元，冲堀场笑了笑。

“我这边的事情办完以后立刻打您的手机。估计最晚到十一点。”我说。让她们等我的目的，是请她们在事后锁门并重新启动保安公司的监控设备，那样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了。

我做了一次深呼吸，推门走进蓬莱俱乐部。我知道右边墙上有电灯开关，但我的手没有伸向那边，而是把怀里的小型手电筒掏了出来。那是军队里和警察们使用的一种长约十厘米的小型手电筒，电池寿命很长，不但亮度足够，还有遮光圈。

我的第一目标是总经理办公桌。我坐在大皮椅上，拉开抽屉，像间谍电影主人公那样把手电筒叼在嘴上，双手翻阅文件。

翻了一阵，没有看到久高隆一郎的名字，却有一个我更熟悉的名字跳入了我的眼帘：安藤士郎。

“诶？”我不禁叫出声来。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把写着“安藤士郎”的信封翻来覆去地看，确实没看错。我拿出信封里的东西一看，那是一份人寿保险，被保险人也是“安藤士郎”。

“怎么会有这种事？”我小声嘟囔着，看了看被保险人的地址，没错，是位于东京都港区白金的安先生的住址，生日是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四日，这个日子安先生亲口告诉过我。

“怎么会……”我坐在总经理的皮椅上愣住了。

[1]天知茂（1931年3月4日—1985年7月27日），日本演员、歌手。

[2]夏威夷语ALOHA，指爱慕、思慕、同情、怜悯、再见、你好等意思。文中指你好。

[3]日本演艺公司杰尼斯事务所举办的运动会。参加成员为事务所的艺人。

安藤士郎的活法

去年十一月底，安先生给我打来一通电话。

“老师，好久不见了！”

“啊，您身体还好吗？”不知为什么，我跟初次见面的人说话完全没关系，但面对很久不见的熟人时，心里总会有些紧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

“还凑合吧。”安先生的话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精神，“老师，实在对不起，突然给您打电话是因为有事跟您商量。”

“看您说的，有什么事尽管说。”

“不过，这事在电话里不好说，您能到我这里来一趟吗？”

“没问题，什么时候去合适呢？”

“当然是越早越好。”

“那我明天去吧。”

“您大概几点能过来？”

“明天晚上有电脑课，上课前还是下课后呢？”

“下课以后吧。”

“如果下课后没有人像某人那样问个没完没了的话，估计九点就能到。”为了活跃一下沉重的气氛，我故意开了个玩笑。

可是安先生没笑：“也许那时我正好不在家。如果我不在，您就开门进屋等我一会儿。钥匙我放在门口的电表上边。”

“那我就上课前去吧。”

“别，那个时候我肯定不在家。”

“要不就后天？”

“不，越早越好，还是明天吧。明天见！”安先生逃也似的把电话挂了。一年没见面了，可他一点儿怀念老朋友的意思都没有，跟我的心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二天，我按照约好的时间来到安先生的家。到达时是八点五十分，果然如昨晚所说，他不在家，敲了半天门也没人答应。我一边抽烟一边等，等到九点半也不见安先生回来。在外边冷得有点受不了，我就摸了摸电表上边，钥匙果然放在那儿。

开门进去之后，在右边的墙上摸到电灯开关。以前我来过安先生家好几次，知道开关在哪里。

天花板上的白炽灯照亮了十来平方米的房间后，我惊呆了，连话都说不出来。

惊呆的同时我学到了一条新知识：站在地上也能吊死人。

安先生上吊自杀了。他的脖子好像折断了似的，双臂下垂，两条腿弯曲着，两脚站在榻榻米上。

我出不了声，不管是惊叫还是喊人。我喘着粗气跑过去，慌慌张张地把安先生的身体往下放，谁知越着急越是解不开绳子，最后忽然想到应该用刀把绳子割断，于是跑去厨房拿来一把菜刀，好歹割断了绳子。

我把安先生平放在榻榻米上，摸摸他的脸，冰凉冰凉的。我拼命摇他的肩膀，他没有任何反应，左手腕右手腕都摸不到脉搏，趴在胸口上也听不到心跳。

我呆住了。以前我没有碰到过这种场面，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既没有想到打电话给119或110，也没有喊邻居来。

我不是第一次看到死尸。世罗元辉尸体的可怕程度超过安先生十倍二十倍，但当时的惨状超过了极限，叫人恶心得不敢相信那是现实，只觉得那是电影里的镜头或小说里的描写。所以，当时我格外清醒，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但是，眼前这具尸体充满现实感。我跟世罗没有交过心，却多次跟安先生一起喝酒谈心，还全力以赴为他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安先生突然自杀身亡，我一时难以接受。我呆呆地坐在榻榻米上，半张着嘴，眼睛不知所措地四处观望。忽然，我在矮桌上看见好几个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