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五、六〇年代后崛起的新的世代，多深受港台文学影响（极少数有能力直接经由英、法文汲取资源），甚至经由留学台湾，逐渐形成了一支寄生于台湾文学内部的马华文学，自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潘、商后来返马）、张贵兴、钟怡雯、陈大为等。我自己也是这系统的一分子。

然而对某些人而言，这长期在外部的离乡写作，未免不够“本土”，有“台湾腔”。甚至因其中某些成员已落户台湾，而主张应将他们驱逐于马华文学之外，这暗示了在中国的学术分类里，马华文学的位置何以居于台港之外（以“暨”做隔离），主要原因之一或许就在于国籍——新加坡文学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因一九六五年的建国而突然有的名分。那其实是二十世纪华人的全新体验，尔后也将是界定华人身份的元素之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华民国之肇建，让华人——华文(语）——中华文化前所未有地结为一体，且以后二者来界定前者，那也是华文文学成立的契机之一。华语(文），中华文化（“选择的传统”），华人，华文文学，都是“现代发明”。为解决印尼华人的国籍问题，降低新兴民族国家的疑虑，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不再承认双重国籍，鼓励华人入籍印尼（印尼、马来西亚均采出生地主义），或回中国。民国以来，以血缘来界定孩子国籍身份的做法受到了挑战，承认双重国籍对那些民族国家更是一大困扰。中国表态后，不得不取得当地国籍的华人，就必须面对民族国家这全新的处境。

因此我们可以说，（海外）华文文学是近代华人移民的衍生物。对应的背景是诸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国自身从帝国转向现代国家，南洋群岛在二战后纷纷自欧洲帝国的殖民地独立建国。直接的效果是，国籍这全新的事物必须面对，华人的中国侨民身份也随之改变，被迫在中国和居留地之间做选择。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被迫切分是一种全新的处境和体验，但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化策略总是带着同化的暴力，相当部分的华文文学因此负载着生存挣扎的痛苦。这种痛苦，不足为外人道，但也不是所有同乡能理解。教育背景或价值立场的差异，让华人必然分化为好几大类，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不易取得共识。

留台或“登陆”（以大陆为作品最主要的出版地）的马华作家，如果预设的读者主要是“中国读者”，有的就会自觉地减少和自身背景有关的掌故、地方特色的语词和题材；更不以自身的历史处境为反思对象，以免让读者感到不协调，甚至格格不入。我曾把那异乡人的标志称为“背景负担”。但那削除了地域特色的“普遍性”，究竟要付出什么代价呢?然而，即便是第一线的大陆/台湾学者和作家，南下马来半岛参与重要的文学奖评审时，也多未能发掘出真正具地方特色的作品（虽然那样的作品并不多，但也不是没有），更别说是以论述支持它。他们偏好熟悉的路径——样态、语言、和文学的感觉。

从一个更广泛的世界文学背景来看，相较之下，英语文学已经走得很远了。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发源地之一，拜大英帝国殖民扩张、殖民教育之赐，拥有横跨五大洲的殖民地，那多样的地域差异自然地被带入英语文学，不必抹平异质而能被“中心”接受。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文学亦然，也都诞生了世界级的伟大作家与作品。华文文学在这方面，还像个初生儿，“中心”对它的存在也还陌生。

在近代中国危机与屈辱的历史里孕生的白话文运动，让二十世纪初的晚期移民及其后裔终于能用接近口语的华文来表述他们的经历、感受和思绪。迥异于三四百年来被视为“天朝弃民”的那些沉默的祖先。那其中的“成功人士”了不起也只留下宗祠、房子、名字、坟墓、后裔，和大量的空白。文言文和旧诗太难，太简洁，太程序化，门槛太高；而白话文，来得太晚。对应的是，中华帝国愚昧的海禁数百年，坐视南洋遍布欧洲帝国的枪炮、话语和帆影。

在那季风吹拂的南洋，比海南岛上“天涯海角”更其远的南方，数百年来，没有文学作品，日子也一样过。可见对那些先辈而言，文学并不影响生存，也没那么重要。换言之，在我们的南方，没有文学并不奇怪；有，才奇怪。

我们的文学其实是“没有”的孩子。

那样荒凉的背景，怎不让我们的写作成了历史的孤儿?

另一方面，即便好像是处于台湾文学内部，其实也是在边缘域上——几乎是外部——总是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无关紧要的存在。

自一九八六年九月赴台留学以来，我在台湾居留也满三十年了，早已超过我生活在马来西亚的时间。

这里的好处是自由，写什么没人管。书出版了，印两千本，二十年卖不完，一样有出版社愿意出。对我来说，那也就够了。

在马来西亚出版更加困难，也一样没什么读者。

日据时代被日本人称作南国的台湾，对来自马来半岛的我们而言，已经是北方了；虽属亚热带，却已有较分明的四季，虽然冬日也只有高山偶尔降雪。

亚热带的雨和热带的雨倒是差不多，都是同一个季风带之下。

多年前离乡后开始写作，小说中即经常下着雨，胶林；常有归人，回不了家的人。参照的还是我童年迄青少年间的胶林生活经验。《雨》诸篇，是多年以后重返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