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人便沿着努乌阿努大街驱车赶到那里。自从日本人来到夏威夷的第一天起，这些罗圈腿的劳工们便在这里找了很多麻烦。一群警察正在领事馆等着救护车，救护车及时赶来时，茂雄说：“我是家属，我跟着一起。”但那位瘦小的劳工领袖已经一命呜呼了。在他的心目中，如果祖国战败了，那么自己唯一可以做的荣耀的事情就是向天皇表达自己的痛苦，于是他来到天皇的领事馆，左手拿着太阳旗，按照国家的制度做出了那种行为。随着他的死亡，“必胜军团”也随之消亡，日本战败的悲伤情绪最终传到了夏威夷，甚至到达了最最遥远的日本人聚居区。

葬礼结束后，茂雄面临着那一年最困难的决定。五郎有一天黄昏时匆匆赶回家，报告说：“共产党员的审判下个月要开始了，罗德?波克想让你为他辩护。”

茂雄垂下了头：“我就知道，早晚有这一天。”他说，“但是他为什么非要在我马上要竞选参议员的时候找我呢？”

五郎答道：“那正好是立案的时候。你要不要接这个工作？”

茂雄预感到，共产党员会找自己当代理人，他也试图编造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来回应这种邀请。然而，虽然预先想好答案来应付诸如“我们下个礼拜要不要去拉海纳镇？”这样的问题很容易，但要预测出更加复杂的、更具有伦理性和情感纠葛的问题——例如：“我作为律师，是否有义务为共产党员提供法律援助？”——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了。

“我多希望你没有来找我。”茂雄退缩着说。

“我多希望罗德?波克没有来找过我。”五郎反驳。

“你决定要帮助他？”茂雄问。

“是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

“但是你明知道他有罪。”

“我想是这样的，”五郎做出了如此的设想，“但是就算是共党分子也有权得到公正的审判，也有权得到一名辩护律师。”

“为什么找我？”

“因为你是我兄弟。”

“我没办法马上给你答复，五郎。”

“起初我也没办法，”五郎说，“你慢慢想好了。”

于是茂雄花了好几个小时沿着卡卡阿克的大街信步走着，思考自己究竟如何是好。他分析道：“在夏威夷我有一项压倒一切的责任——建立土地立法。要在这方面有所进展，我就必须接连当选。如果我为罗德?波克辩护，那势必就会丢掉豪类手中的所有选票，而显然，在上次选举之中它们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那就意味着11月的选举我将会遭到惨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应该拒绝。

“可是罗德?波克并不是唯一的被告，还有他的日裔妻子和两个孩子。如果我出庭为这些人打抱不平，就可以将日本侨民的选票牢牢攥在手心里，因为我有胆量为弱者出头。这么看来，虽然我这次会输，可在下次选举，还有之后的每一次竞选中，我的实力将会增强。

“可是，再者说来，是否应该以我个人的利益来做出这个决定？一个被控有罪的人有权得到律师，当整个社会都激烈反对他的时候，从道德上来说，他的权利理应得到最大的彰显。总得有人去为罗德?波克辩护，而我责无旁贷。

“然而，我可不是什么平常的、没有利益关联的律师。从19世纪算起，我还是首位进入参议院的日裔议员。我还有机会再次当选。如果哥哥五郎来代表劳工组织，我就能一举两得，成为所有日本移民的代表。这是我身上最主要的担子，可不能随便撂挑子。

“但家里除了五郎和我以外，还有别人。还有忠雄，还有实，他们为了保卫理想中的美国献出了生命。而他们自己则没能活到那一天。当然，在夏威夷这里还没有实现那个理想的美国。然而在意大利和法国战场上为保卫美国而战的同时，他们其实已经见证了理想中的美国。五郎和我也是如此。我们所发现的东西，毫无疑问正在受到日本共产主义阴谋的威胁。那么，我又如何能够走上法庭，为那些明确了身份的日本共产党分子进行辩护？”

接着就是年龄的问题。想到这一点时，茂雄正走过卡卡阿克大街的一家生鱼铺子，而很多美国人在修车厂里，或者在电影院里，或者在教堂里也同样想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转身去投奔一个可能是日本共党分子的人，我又怎么知道我不会背弃我一直致力于维护的、自由的根本理念呢？诚实的人们向来能够自圆其说。但如果那些显然不那么诚实的人找不到人来替他辩护，那么公正又有何意义呢？”

就这样，三个念头在酒川茂雄的头脑中交替出现，就像华尔兹舞曲似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最后，他将自己的苦恼对黑眉毛吉姆?麦克?拉费蒂和盘托出：“吉姆，首先，你作为民主党的领袖，其次作为麦克?拉费蒂和酒川事务所的老板，如果你的合伙人替共党分子辩护，你怎么看这件事？”

现在轮到黑眉毛吉姆?麦克?拉费蒂在逻辑、情感、正直、爱国主义和个人利益的分叉路上疲于奔命了。他的一番回答之中有两个有趣的要点，其实就是照搬他父亲在波士顿的经验：“对于民主党律师来说，替弱者说话永远没坏处。”另一点是：“只要在咱们的合伙关系中，由我代表天主教，那你爱给谁辩护就给谁辩护。”接着，从他在夏威夷的经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