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苍蝇在盘旋。有一天，她一个人待着，看到面包师发了半天脾气又沦为徒劳，伊丽莎白·威拉德将头埋在修长白皙的双手间，哭了起来。自那天起，她就再也不朝弄堂里看了，想方设法忘记胡子大叔和猫咪之间的较量。在她眼里，这场角逐仿佛是她人生的排演，且生动得可怕。

傍晚时分，儿子和母亲坐在一起，沉默使两人感到别扭。黑夜降临，夜班火车驶进车站。楼下的大街上，沉重的脚步在木板人行道上来来往往。晚班车开走之后，车场里一片死寂。或许是斯金纳·李逊，特快班车的经理，将运货的小推车从站台这头推到了那头。主街上响起了一个男人的笑声。有人在砰砰地敲特快班车值班室的门。乔治·威拉德起身，穿过房间，摸索着找圆形的门把手。他撞上了几把椅子，凳脚摩擦地板，发出嘎吱的声音。生病的女人坐在窗边，一动不动，毫无生气，你可以看见她苍白无血色的手从椅子的扶手上耷拉下来。“我想，你还是出去和你的哥们儿玩吧。你老是待在家。”她说道，努力缓解男孩离开的尴尬。“我想着去散个步。”乔治·威拉德回答说，心里不好意思，又不知所措。

七月的一个傍晚，把新威拉德旅馆当作临时的家的短租客已经走得差不多了。走廊里只有几盏煤油灯，还被调得很暗，整条走廊沉入一片黑暗。这时，伊丽莎白·威拉德开始了她的冒险。她已经卧病在床好几天了，儿子却没有来看过她。她心神不宁，体内残存的一簇火苗被忧虑扇成了炽火。她爬下床，穿上衣服，沿着走廊朝儿子的房间赶去。她惊恐万分，浑身战栗。她一路用手撑住自己，贴着糊了纸的墙壁向前挪移，艰难地呼吸，气息呼呼地钻过牙齿。她一边急着向前走，一边觉得自己真傻。“他有男孩的事要忙。”她告诉自己，“可能他现在会跟女孩在晚上四处转悠吧。”

伊丽莎白·威拉德很怕被旅馆的客人看见。说起来这旅馆曾是她父亲的，如今在镇法院的册子上，这旅馆依然记在她名下。因为旅馆破破烂烂的，照顾生意的客人日渐稀少，而且她觉得自己也破破烂烂的。伊丽莎白·威拉德的房间在一个不起眼的旮旯。当她觉得自己有力气干活了，她就主动去客房铺床。她喜欢干这种活——趁客人在外边和温士堡的商人谈生意便可以干完的活。

这位母亲跪在儿子的房门外，聆听着里面的动静。她听见男孩在里面走动，低声讲话，于是嘴角浮上一抹微笑。乔治·威拉德有和自己出声交谈的习惯，每次听到儿子自说自话，母亲总感到一种独特的喜悦。她觉得，他的这个习惯使他们之间的秘密纽带更加坚韧。就这件事，她不下千次地和自己喃喃低语。“他在摸索，在寻找自己。”她这样想，“他不是个傻瓜，他说话多伶俐、多聪明。他内心有某种东西在隐秘地生长，那正是我内心曾经拥有，而我却任其被扼杀的东西。”

门边，生病的女人在吞没走廊的黑暗中起身，走回自己的房间。她生怕房门忽然打开，被男孩撞见。她走了一段，确定已经安全了，正准备拐弯走到另一条走廊里去，又停下脚步，用双手撑住自己，等候了一阵子，想要摆脱方才忽然袭来的那一阵令人颤抖的虚弱。知道男孩在房间里，令她很开心。在她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漫长时光里，侵入内心的小小恐惧进化成了庞然大物。而现在，它们已尽数消散。“等我回到房间就睡一觉。”她咕哝道，满怀感激。

但是伊丽莎白·威拉德没能回到床上睡觉。正当她站立在黑暗中发抖时，儿子的房门打开了，他的父亲汤姆·威拉德走了出来。光从房间里氤氲出来，投在门边。他站在那光亮里，握着门把手说话。他的一番话激怒了她。

汤姆·威拉德望子成龙。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成功人士，尽管他从没有做成过一件事。但只要他离开新威拉德旅馆，不再担心碰见妻子，他就大摇大摆起来，把自己吹嘘成镇上举足轻重的要员。他希望儿子能成功，帮他在《温士堡鹰报》谋了一份工作。现在，他正用十分认真的语气，教导儿子某件事该怎么做。“我跟你说，乔治，清醒一点。”他强硬地说，“这事威尔·亨德森跟我提过三次了。他说你自顾自的，几小时都听不见别人说话，像个大傻妞。你是犯什么病了？”汤姆·威拉德又和蔼地一笑。“嗯，我想你会搞明白的，”他说，“我跟威尔是这么说的。你不是傻子，也不是娘们儿。你是汤姆·威拉德的儿子，你会清醒过来的。我不担心。你多说说话，就能澄清误会。如果在报社当记者让你有了当作家的念头，也不要紧。不过我想，作家你也得打起精神才可以做，对吧？”

汤姆·威拉德轻快地穿过走廊，走下楼梯，到办公室里去了。黑暗中的女人听见他有说有笑，拉住一个住客聊天。那位住客正在办公室门边的椅子上打瞌睡，艰难地打发无聊的夜晚。她又回到了儿子的房门外。身体里的那一阵虚弱奇迹般地消失了，她勇敢地走上前。她的脑海里有千万条思绪呼啸而过。她听见椅子拖动的声音，还有钢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于是又过转身，顺着走廊回到房间里去。

这位温士堡旅馆老板的妻子受尽挫折，此时却下了一个坚定无比的决心。在常年悄然无声、徒劳无益的空想之后，她终于做了这个决定。“事到如今，”她告诉自己，“我要采取行动了。我的孩子受到了威胁，我要保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