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某个马戏团的人，当时已离开大部队北上游玩了一小段时间，所以他们正打算回去跟大部队会合，一路上顺便做些表演赚些路费。他们还抱怨说，之前的表演一直都没能找到合适的音乐来配合，所以，他们希望我能跟着他们一起去纽约，路上每天支付我一美元作为报酬，如果晚上有表演则每晚再另付三美元，之后也会给我足够的路费从纽约回萨拉托加。

我当即就答应了，一方面是因为报酬丰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一直想去大城市看看。他们希望能够立刻动身。我想反正我不会离开太长的时间，没有必要写信告诉安妮，说不定我跟安妮会差不多时间回来。所以我只带了点随身衣物和小提琴，就跟他们一起上路了。他们乘坐的是一辆两匹枣红大马拉的有篷马车，看上去非常气派。他们有三大箱行李，都绑在行李架上，叠到车夫座椅一般高。他们坐在马车里，我赶着马车从萨拉托加出发赶往奥尔巴尼，心里十分高兴，我对这份新工作特别满意。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曾穿过巴尔斯顿的崎岖山路，然后在傍晚之前抵达了奥尔巴尼，当时停在了博物馆南面的一家旅馆附近。当晚我就看到了他们所谓的演出——实际上也是整个旅途中的唯一一场演出。汉密尔顿站在门口，我负责伴奏，布朗负责表演，主要就是杂耍抛球、绳上跳舞、帽中煎饼、模仿猪叫之类的口技和戏法表演。来看演出的人寥寥无几，有些还只是凑热闹的，用汉密尔顿的话说，就是收入“空空如也”。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继续赶路了。他们急切地盼望着能早点跟马戏团会合，所以我们马不停蹄地赶路，中间都没有再停下来演出，最终如期抵达了纽约。我们在市区西面的一所房子歇脚，那所房子位于连通百老汇和哈得孙河的一条街上。我当时想着我的差事算是办完了，要不了一两天我就能动身回萨拉托加跟亲友重聚了。但布朗和汉密尔顿却极力游说我继续跟着他们一起去华盛顿。他们不断表示，到那儿时就是夏天了，马戏团会开始北上演出，只要我愿意去，他们一定能给我谋个好差事，收入一定会非常可观。他们把各种好处说得天花乱坠，对我的表演也是赞不绝口，所以我最终被他们说动，同意一起前往华盛顿。

第二天早上，他们给我提了个建议：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是个蓄奴州，所以我最好在离开纽约之前先去开个自由证明。当时我很感激他们的谨慎建议，说实话如果他们不提，我自己根本不会想到这回事。于是我们立刻动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应该是去了海关。他们宣誓证明我是个自由人，办事人员在一张纸上写了点什么然后递给我们，让我们去书记室。随后书记员在那张纸上又写了点什么，还收了六先令，让我们回到海关。又办了一些其他的手续、付了两美元之后，我终于拿到了证明我是自由人的文件。我把文件放在口袋里，跟着我的两位朋友回到了旅馆。我必须承认，当时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费心去开这个证明，我对自己的人身安全从未有过丝毫的担忧。我记得当时的那位书记员曾在一本很厚的本子上做了备忘，我觉得这个记录现在应该还能查得到。如果查一查1841年3月下旬或者4月上旬的备忘记录，至少能够确认这件事是确切无误的。

于是，在抵达纽约之后的第二天，我便揣着我的自由证明跟他们一起渡河前往泽西城，然后一路直奔费城。我们在费城逗留了一晚，第二天一早继续出发前往巴尔的摩。我们顺利抵达巴尔的摩后，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歇了歇脚，我记得那家旅馆叫罗斯本，也有可能是旅馆的老板叫罗斯本。从纽约出发的这一路上，他们越来越迫切地希望能早点跟马戏团会合。所以，我们把马车留在了巴尔的摩，改搭火车前往华盛顿。我们抵达华盛顿的时候是傍晚，第二天恰好是哈里森将军的葬礼。当时我们住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加德斯比酒店。

晚饭之后，他们把我叫到了他们的房间，给了我四十三美元，这远远超出了之前说好的报酬；他们解释说，这是为了弥补从萨拉托加一路过来时因为没有那么多演出而给我带来的损失。他们还告诉我，本来马戏团是打算第二天一早就离开华盛顿的，但因为哈里森将军的葬礼，他们决定推迟一天离开。从我第一次遇见他们，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对我非常和善。他们时时刻刻都对我表现得关怀备至、赞许有加，而我则是认定了他们都是善良的人。我全心全意地信任他们，完全没有怀疑过一丝一毫。他们的所有言行——比如建议我防患于未然地去开自由证明，还有其他没有必要赘述的各种细节——都让我觉得他们是我的朋友，他们一直在替我着想。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伪装；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正谋划着最邪恶的罪行。他们到底是不是我的不幸之源，到底是不是披着人皮的狡猾恶魔——处心积虑地诱惑我远离我的家人、失去我的自由——读者们心里跟我现在一样了然。如果居然还有人相信他们是无辜的，那该如何解释我的离奇失踪呢？我也希望真相不是我想的那样，但我仔细回想了所有的一切之后，实在无法再为他们辩解。

我收下钱之后，他们建议我晚上别出去，因为我对这里的风土人情完全不了解。我答应一定不会出去，然后离开了他们的房间，一个黑人仆人领着我去了一间一楼靠后的房间。我躺下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