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兴冲冲地准备参加下一次的考试。可是，第二次参加科举又失败了。柳三变坐不住了，郁闷之下，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鹤冲天·黄金榜上》。

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据说唐代孟浩然一次在王维家游玩时与唐玄宗不期而遇，皇帝询问他近来有什么诗作，孟浩然便朗诵了自己的《岁暮归南山》一诗。当皇帝听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时候不高兴了：“我没有抛弃过你，是你自己不来见我，你怎么能说是‘不才明主弃’呢？”言毕拂袖而去。于是孟浩然终身未被录用。

落榜之后的柳三变，其心态与孟浩然惊人地相似：明明是自己名落孙山，却说自己不小心没考中状元，还说政治清明的朝代居然也会遗漏自己这样的贤才，居然还为皇帝忧国忧民一把。词人的失意其实也是很明显的，但是却硬着头皮梗着脖子说：没必要再去计较获得与失去，我这样的才子词人，就是实际上的白衣卿相。

人生失意发点牢骚，自古皆然，但是柳三变的牢骚却让人侧目。

文人仕途失意，大多选择寄情山水，但是柳三变却是寄情红尘。他毫不讳言，自己最喜爱的是烟花柳巷，寻访“意中人”，平生最畅快的是“风流事”。更大胆的是，他居然将士子们孜孜以求的功名斥为“浮名”，竟不知这是皇权控制文人最重要的手段、最有效的诱饵。在柳三变的眼里，这些浮名根本不值一提，不如换得在勾栏瓦肆中的“浅斟低唱”！

柳永犯了大忌讳。

他并不明白，自古失意文人寄情山水，其实不过是给自己进身找一个更合适的平台罢了。东晋谢安曾经罢官，于是隐居东山，可是他的隐居，实质上是为自己出山增添一个更有分量的砝码，同时也展示一下自己“不慕名利”的“风骨”。果不其然，隐居后不久，他就在朝廷的一再恳请之下“极不情愿”地出山了，同时也给中国文化留下了一个成语——东山再起。

唐朝处士卢藏用隐居终南山中，但是隐居又隐得很不安分，经常是皇帝在哪里他也就出现在哪儿，被时人讥讽为“随驾隐士”。后来他终于得偿所愿，以“高士”身份被征召入仕。一次他和司马承祯路过终南山，他指着山对司马承祯说：“此中大有嘉处。”司马承祯调侃说：“依我看来，这座隐居的山不过是仕宦的捷径罢了。”（参见《新唐书·卢藏用传》）卢藏用顿时愧不敢言。“终南捷径”的典故也就出于此。

即便是声称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诗仙李白，在得到朝廷征召的诏书之后，也喜滋滋地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绝尘而去。

由此看来，中国古代至少绝大部分隐士，其本质不过是“著名隐士”。隐居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平台。一方面仙风道骨显示自己弃尘绝俗，另一方面暗地钻营孜孜以求进身之阶。这些隐士的小算盘皇帝也未尝不知道：他们并不是不想做官，只不过嫌现在给自己的官太小，做官的方式太卑微，于是通过这种欲擒故纵的方式以退为进罢了。一旦皇帝对这些人的才干有所肯定，则会安车蒲轮、三顾茅庐请他们出山。这样，一方面成全了皇帝爱才如命的美名，也顾全了他们本不乐仕进，不得已才勉为其难出来做官的面子。这种潜规则双方都是心照不宣暗自默契的。

文人雅士即使不做官，他们的行为也得符合雅的标准。吟诗作赋无疑是雅的，隐居林泉也是雅的，哪怕是垂钓溪边、伐柯山林也是雅的，因为姜太公和《诗经》有了先例。文人做雅事，也就为自己留了后路，随时可以出来做那件不算太雅但是人人心里都趋之若鹜的事情：做官。如果实在做不了，退而求其次也可以高蹈世外，终老林泉，死后也许会有人给自己一个“靖节”的私谥。

柳永错就错在没有为自己留后路。流连山水是大雅，而流连柳巷，咏怀男女之爱则是大俗了。一两次科举失利就如此一俗到底，即使以后皇帝想起用你，他也不得不因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而有所顾虑，这不是自断后路吗？

说起来柳永也颇委屈：男欢女爱向来是艺术永恒的主题，从《诗经》开始就咏叹不绝，文人们不但不以为俗，反以为雅，为何到柳永手里就变成大俗了呢？

有些事，圣人做得，凡人却做不得。

《诗经》首篇便是“关关雎鸠”，写男子想念女子睡不着觉是“辗转反侧”，写梦中情人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些美丽的诗句本都是凡夫俗子的昵昵儿女语，有着红尘之中的永恒的追求与美。可是孔夫子一句“思无邪”，硬生生地将《诗经》中那些新鲜灵动的情诗变成了庙堂之上的宏大叙事，后世腐儒陈陈相因，言闺情必是香草美人，柳永直写闺阁之思，反倒成了不高雅，至少是不高尚。

原来儿女之情本身只能是个幌子，店里卖的酒必须是万机北宸的味道，是为兴寄。挂羊头卖狗肉才是正宗，若挂羊头卖羊肉，反而是俚俗之至，绝不能登大雅之堂。

由此可见，雅俗之泾渭分明，距离可以光年计，谁敢说大俗即大雅？

但是话说回来，柳永的遭遇，也不见得完全是打破了雅俗之间的潜规则，更大的原因，估计也是得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