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耶！）恼羞成怒的高若讷向皇帝告状，把欧阳修的信交给了皇帝，于是欧阳修也被贬为夷陵县令。

后来，范仲淹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念及欧阳修对自己的救护，于是想请欧阳修担任自己的掌书记，欧阳修笑道：“以前我的行为，难道是为了一己私利吗？我跟大人可以同退，但是不想跟大人同进。”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又担任谏官，仍然无所顾忌，直言敢谏，很多大臣视他为仇敌，皇帝却对欧阳修十分赞叹。当时谏官是七品官职，皇帝特地下诏赐欧阳修五品官服以示褒奖，还对别人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啊！”

欧阳修声名之盛，连外族对之都十分景仰。欧阳修出使契丹时，契丹国主请他赴宴，并命令四个贵人陪同欧阳修，国主对欧阳修说：“这种待遇是不符合礼制的，因为您的名位很重，所以才这样做。”在经过了官场的几起几落之后，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担任了当年科举的主考官，就在这时，来自眉山的三父子进入了他的视线，也进入了中国文学史的视线。

一到京城，苏洵就精心挑选出自己的二十二篇文章献给欧阳修，欧阳修大为激赏，将苏洵的文章交给朋友传看，一时间老苏名噪京师，并在欧阳修的推荐下，参与了《太常因革礼》的编撰。不久，苏洵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就走进了大宋礼部的考场。

宋代的科举制度比起唐代来，已经完善了许多，考生的试卷都要密封，糊上名字。为了防止考官与考生串通作弊，考生交卷之后，还要由专人将试卷誊抄一遍才交给考官。因此，当欧阳修看到一篇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叹赏不已时，很自然就想到，这篇优秀的文章很可能出自自己的学生曾巩之手。欧阳修很想将此卷评为第一，但是又怕别人说自己袒护门生，因此评为了第二。试卷公布之后，欧阳修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并不是曾巩，而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苏轼。

考试之后，一天欧阳修问苏轼：“你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里面有一段尧和下属的对话，我以前没有见过，是出自哪本书呢？”苏轼大大咧咧地回答：“哪本书都没有记载，是我想当然写的。”欧阳修不以为忤，反而十分赞叹苏轼的胆识与坦荡。欧阳修对苏轼的赏识毫不隐讳，他曾对人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修甚至对儿子说：“三十年后，将无人提起老夫，只会读苏轼的文章。”欧阳修的眼光令人钦佩，而他爱才的赤诚和胸怀之坦荡更是令人景仰。

在这次考试中，苏轼的弟弟苏辙、欧阳修的学生曾巩也高中进士，于是，嘉祐二年（1057年）这一年，“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代的四位（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在欧阳修的带领下，正式迈入了中国文坛。

不过，欧阳修主持的这一次考试，却在当时的文人中激起了轩然大波。

独振新风

少年时看到的韩愈文章不仅激起了欧阳修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更是奠定了他的文学观念。北宋初年，文坛追求一种辞藻华美、对仗工整的诗体，杨亿、刘筠、钱惟演曾经合编了一本《西昆酬唱集》，在当时影响很大，学生纷纷效法，称为西昆体。这种体裁少有现实内容，多为酬唱之作，堆砌典故辞藻。在欧阳修之前，就有人对西昆体提出了严厉批评，而欧阳修主持文坛之后，更是提倡言之有物的古文体，于是西昆体逐渐销声匿迹。

但是，一些学者对西昆体的批评矫枉过正，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当时以太学生为主的青年士子摒弃了西昆体华而不实的文风，走上了险怪艰涩的道路。他们的文章以引经据典为时尚，以佶屈聱牙为高明，故弄玄虚，自我标榜。如果说西昆体的关键词是无病呻吟、顾影自怜的话，太学体的主要特征就是故作高深，借以吓人，颇有点类似于现在那些绞尽脑汁不说人话的学术论文。

欧阳修对西昆体的浮靡十分反感，对太学体的艰涩也很不以为然。因此，在他主持的嘉祐二年的那次科举考试中，凡是写太学体文章的士人全部被他判为不合格而落第。这些士子大多是太学推选上来的优等生，消息传出，一片哗然，下第的士子们守候在欧阳修上朝的路上围攻欧阳修，连巡逻的兵丁都无法制止。有人甚至写了一篇《祭欧阳修文》投至欧阳修家，诅咒他早死。这次事件虽然给欧阳修带来了一场风波，但是自此以后，北宋的文风还是逐渐被扭转了过来，“文格遂变而复古，公之力也。”（参见欧阳发等述《先公事迹》）

欧阳修对自己的文章也是精益求精，他曾说自己做文章多在“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足见其勤奋。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修改文章不知疲倦，夫人问他：“难道现在还怕先生批评吗？”欧阳修笑道：“不是怕先生批评，而是怕后生笑话啊！”

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欧阳修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结束之后，欧阳修又自著《新五代史》，比起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篇幅只有它的一半，但是记载的史实却是《旧五代史》的数倍，而且纠正了《旧五代史》的很多错误。（《先公事迹》：“书成，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文省而事备，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