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胸前有一枚闪闪发亮的圣地亚哥十字勋章。那是国王授给他的骑士称号。我记得，普拉多博物馆的负责人在画前放了一面镜子，以便这个魔术得以延续。

当把画中画的美妙手法运用到文字上时，就是在一篇小说中再写一篇小说。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里又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阿普列乌斯在《金驴记》里插入了一个著名的故事——丘比特和普绪刻。这种小说中的小说是如此精确、自然，就好像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正在大声朗读或歌唱。真实和理想两个层面互不交叉。相反，《一千零一夜》则令人目眩地不断将中心故事分解成小故事。但作者并不关心故事之间的层次。这种效果本应深刻，但实际上就像波斯地毯一样流于表面。故事的开篇已为人熟知：悲痛欲绝的国王发誓，每天晚上要和一个处女睡觉，第二天拂晓再把她处死。山鲁佐德决定用美妙的故事来分散他的注意力。这样过了一千零一个夜晚之后，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为了凑足一千零一个故事，编撰者们用尽了各种办法。最令人惶惑的是发生在第五百零二个夜晚里的事情：国王从王后嘴里听到了关于他自己的故事。他听到了包含所有的、当然也奇怪地包含他自己的故事的故事。难道读者不会从这种无限的可能性中感觉到某种危险吗？那就是，波斯王后和无动于衷的国王将永远聆听永远也讲不完的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在《一千零一夜》里，山鲁佐德讲了许多故事，其中一个故事几乎就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第四幕里，创造了一个戏中戏。他安排了毒死国王的情节，并用它来衬托主要情节。用这种手法足以创造出无穷的情节。德·昆西在一八四〇年写的一篇文章里指出，这出戏中之戏反而使得主戏更加真实。我想补充的是，他的基本目的恰恰相反，他要把现实变得不真实。

《哈姆雷特》写于一六〇二年。一六三五年底，年轻的作家皮埃尔·高乃依写了一部魔术喜剧《可笑的幻觉》。克林多尔的父亲普里达曼特为了寻找儿子遍游欧洲。他出于好奇，而不是信仰，参观了“神奇的魔术师”阿尔坎德雷的岩洞。幽灵似的阿尔坎德雷向他讲述了他儿子多灾多难的生活。我们看见克林多尔用匕首刺死一个敌人，逃避法律的制裁，死于一座花园，之后又与一群朋友谈天说地。克林多尔杀死敌人后，成了喜剧演员。染有鲜血的花园既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也不是高乃依杜撰出来的“现实”中的一部分，而是一出悲剧。但坐在剧院里时，我们并不了解这一点。剧终了时，高乃依突然赞颂起戏剧来：

君王其威兮，英武盖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