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回英国时，他只剩下一副空空的躯壳。他品尝到了现实的滋味。那滋味是苦涩的……这就是毛姆新作的情节。

很明显，作者是在调侃查利。不幸的是，作者就像对待天真的查利那样，也在明显地调侃莉迪娅。

根据这个不完整的总结（或曰记忆），小说并不令人钦佩。但在阅读时，却毫无这种感觉。此书有着许许多多对场景和语言的细腻描写。毛姆用神来之笔，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和组合能力。

就像许多别的著作一样，此书的次要人物（罗伯特·贝格、莱昂蒂娜·贝格夫人、西蒙·费尼莫尔、特迪·乔丹等）比主要人物要显得真实。我们真希望毛姆也为他们写几部小说。

小说的前几章写得有些漫不经心，显得有些笨拙。也许那是急躁或信心所致。一旦深入进去，我们便会兴趣大增。

徐少军 王小方 译

[1]此篇及以下两篇初刊于1939年4月21日《家庭》杂志。

两位政治诗人

通过对坎贝尔[1]的《开花的步枪》和对贝希尔的《七大重负》[2]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纳粹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没有找到它们的沃尔特·惠特曼。第二种情况比第一种情况还要明显，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对历史简单的表述是无法产生诗意的。相反，纳粹主义感情冲动、缺乏逻辑，它没有产生诗人倒是令人奇怪。

罗伊·坎贝尔不懈努力，以期成为诗人。在信仰罗森堡和豪泽的理论之前，他是兰波的好弟子。在纳瓦拉和卡斯蒂利亚打了两年仗后，他的热情未减，但语言能力却下降不少。《开花的步枪》纯粹是在谩骂国际纵队、红军战士、左派知识分子和犹太人。这种谩骂与其说是创造，不如说是出自憎恨。有些具有讽刺意义的诗句写得不错，使人想起拜伦。但更多的时候，他的诗句使人想起戈培尔的声音。其中也有赞美斗牛和佛朗哥将军的诗句。

共产主义诗人约翰内斯·贝希尔亦是徒劳无功。一九一六年前后，他曾是欧洲名列前茅的诗人之一，尤其是在语言的华丽方面。那时，贝希尔写了一些战争题材的诗歌，来揭露战争的罪行。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似乎比别的交战国更宽容，或许更漫不经心，居然容许出版他的作品，容忍他的作品在文学圈子以外的地方流传。贝希尔现在被流放到莫斯科，只能凄楚地写一些取悦斯大林政权的东西。

他的作品有两百页之多。我以为其中有价值的是他对德国的思念——一首描写夜晚的十四行诗——和《镜中人》。后者描写了一个被关在连天花板和地板都是用镜子做成的迷宫里的男人。

徐少军 王小方 译

[1]Roy Campbell（1901—1975），南非诗人。

[2]即贝希尔1938年出版的诗集《追求幸福的人和七大重负》。

关于文学生活

伦敦出版了一部引人瞩目的《给西班牙的诗选》，选编者是斯蒂芬·斯彭德和约翰·莱曼。其中一首值得记诵的“西班牙”诗歌是奥登写的：

那荒芜的长方形国度，

那从炎热的非洲夺来的不毛之地，

被粗糙地焊接到有创造力的欧洲。

在河流纵横的高原上，

我们的理想正得以实现，

我们的热情现出鲜活而威胁的形象。

他还写道：

今天是斗争，

今天是死亡的危险不可免的增加，

今天是在必要的杀戮中自觉承担罪行。

徐少军 王小方 译

乔治·巴格肖·哈里森《莎士比亚入门》[1]

据我所知，这本文字简明、内容丰富的书是关于莎士比亚研究最好的引子。可能我不同意哈里森的所有观点——比如，他更喜欢《暴风雨》，而不是《麦克白》或《哈姆雷特》。但是，我不能不感谢他的评论和提供的信息。让我来找一个具体的例子。莎士比亚在一幕戏中就要换许多场景。这一点曾被人指责（或赞扬）。出版商普遍认为，《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最后一幕有三个难以表现的场景，每个场景是亚历山大城的不同地方。开始时，哈里森提醒人们注意，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缺少装潢。后来，他又拿着一六二三年出版的剧本指出，剧本中并没有指明地点。他由此得出结论：莎士比亚以及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人并不关心事件发生的地点。严格地说，没有地点的变化，只有一个不确定的舞台。换言之，莎士比亚描写的事件并不总是发生在一个确切的地点。莎士比亚并没有触犯地点的统一性。他超越了这种统一性，或者对这种统一性浑然不知。

翻阅这部书时，不能不为莎翁作品的丰富多彩所震撼。除传记外，作者提出的问题亦是涵盖文学、伦理学、诗歌、心理学。（我们的格鲁萨克曾正确地指出：“莎士比亚在创造了财富之后，回到他的村庄，像一个退休的店员一样养老送终，永远没有再提及他写过的东西。也许，完全忘却自己创造的绝世佳作才是最非凡的创作。”）

作品的丰富性弥补了对莎士比亚过于盲目的崇拜。（反之，可以说，塞万提斯使西班牙变得贫瘠。歌德、但丁、莎士比亚居住在一个复杂的星球，而塞万提斯只是谚语的收集者。对西班牙来说，克维多比塞万提斯更合适。）

徐少军 王小方 译

[1]此篇及下篇初刊于1939年5月5日《家庭》杂志。

威廉·福克纳《野棕榈》

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写过小说形式史，或者说小说形态学史。假设有一部这类公正的历史书，当中肯定会突出威尔基·科林斯、罗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