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负责任和杰出的作者斯蒂文森。[3]

沃的其他作品有：一九三一年的《标签》（欧洲大陆旅行摘记）；一九三五年的《斯威夫特》，这是本批评传记；一九三六年的《埃蒙德·坎皮恩的一生》。

伊夫林·沃说：“休闲：吃、喝、画、旅行和诬蔑赫胥黎。仇恨：爱情、优雅的谈话、戏剧、文学和威尔士公国。”

徐鹤林 译

[1]此篇及以下两篇初刊于1938年1月21日《家庭》杂志。

[2]Grirnmelshausen （1622—1676），德国作家。

[3]Grirnmelshausen （1622—1676），德国作家。

鲁登道夫《总体战》

鲁登道夫许多书中流传最广的这本书的普及本再版——他的其他书有：《被基督教摧毁的人民》、《我们如何摆脱耶稣》、《共济会因启示它的秘诀而亡》和《耶稣权力的秘密》等——作为这个无能的时代的标志，它在学说上并无甚重要性。克劳塞维茨在一八二〇年就写道：“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是政治活动的一种方式，是政治活动以不同方式的继续……政治总是目的，战争是方式。要说方式不从属于目的是说不通的。”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公理激怒了鲁登道夫。下面就是他的论点：“战争的实质已经改变，政治的实质已经改变。同样，战争和政治的关系也已经改变了。它们应该服务于人民，但是战争是人民根本意愿的最高表现。所以，政治——新的极权政治——应该从属于极权战争。”我在第十页上惊讶地读到了这段话。在第一百一十五页上，鲁登道夫说得更加明确：“军事首领应该制定国家政治的领导路线。”换句话说就是：鲁登道夫要求的政治独裁，不仅是在军人执政的政府的普遍意义上，而且还是在完全以军事为目的的独裁上。“最重要是动员灵魂。报刊、电台、电影，所有媒体应该同此目的合作……歌德的《浮士德》不适合士兵的背包。”然后，他以阴暗的满足感说：“现在，战场包括交战国的全部领土。”

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战争达到了许多人称之为可笑的完美程度。两军对峙时，将军们把双方的人数、价值和武器装备作个比较，然后决定哪一方失败。偶然性和流血全都取消了。这种战争方式也许与可敬的“总体战”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但是，我认为它比鲁登道夫所称道的成千上万人的大屠杀更加谨慎和明智。

徐鹤林 译

威廉·巴雷特爵士《人格不死》

实际上，这本书是在作者死后出版的，是威廉·巴雷特（心理研究会的前主席和创办者）死后从另一个世界写给他的未亡人的（通过奥斯本·莱纳德夫妇之手转递的）。威廉在生前不是个信鬼神的人，任何伪撰的“精神”现象他都不喜欢。死后，在鬼魂和天使的包围中，他还是不信。但他相信另一个世界，这是确实的。“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死了，因为我不希望认为我自己疯了。”但是，他否认死人可以帮助活人，他重申，重要的是相信耶稣。他说：

“我见到了他，我同他谈过话，在这个复活节我还会见到他，就在你思念他和我的日子里。”

威廉·巴雷特爵士描绘的另一个世界不比斯维登堡和洛奇爵士[1]的世界抽象。这些探索者中的第一位——《从天堂到地狱》，一七五八年——说，天上的东西比地上的更清澈、更具体、更复杂，在天上有大街和小巷；威廉·巴雷特爵士证实了这些话，他还讲到砖砌或石头的六边形房子。（六边形……死人同蜜蜂何其相似乃尔？）

另一个奇怪的特点：威廉爵士说，没有一个国家在天上是没有它的对应国度的，就在上面。所以天上有一个英国、阿富汗、比属刚果。（阿拉伯人认为天堂掉下的一枝玫瑰一定会落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

徐鹤林 译

[1]Oliver Lodge （1851—1940），英国物理学家、无线电报的先驱。

伊萨克·巴别尔[1]

伊萨克·巴别尔[2]一八九四年底出生于呈梯形的敖德萨海港杂乱的地下室中。父亲是基辅的旧货商，母亲是摩尔达维亚的犹太人。这样，他也就自然地成了犹太人。他的一生充满灾难。在大屠杀不定期的间歇，他不仅学会读书写字，而且也学会欣赏文学。他喜欢莫泊桑、福楼拜和拉伯雷的作品。一九一四年，成为萨拉托夫大学法律系的律师。一九一六年，他冒险去圣彼得堡。当时，“叛逆者、心怀不满者、不满足的人和犹太人”都是禁止去首都的。这种分类似乎有点任意性，但是它不可避免地将巴别尔也包含在其中。这样，他就不得不通过一位在咖啡店当侍者的朋友帮忙，藏在他的家里。还借助在塞瓦斯托波尔学到的立陶宛口音的俄语和一张假造的护照。这个时期，他的首批作品发表了，是针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两三篇讽刺诗文，刊载于高尔基主编的著名日报《编年史》。（人们对苏维埃俄国会有什么想法呢——或者保持沉默——难道它不是一个无法理解的行政办事机构的迷宫？）那两三篇讽刺诗文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使他处于险境。他被指控散布色情、挑起阶级仇恨。另一个灾难——俄国革命——将他从这个灾难中拯救出来。[3]

一九二一年秋，巴别尔参加了哥萨克兵团。显然，这支吵吵嚷嚷但毫无用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民族像哥萨克人那样老是吃败仗）的军队是反对犹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