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一个靠钻子和显微镜而不靠推理的人。

在蹩脚的侦探小说中，破案的“包袱”是物质方面的：一扇秘密的门、一把假胡子。而好小说的“包袱”是心理方面的：一句谎言、一种思维习惯、一种迷信。好小说的例子——甚至可以说最好的——可以举切斯特顿的任何一篇，我知道读者受了多萝西·塞耶斯小姐或者范达因的影响，他们常常否定切斯特顿的排名。他们不原谅他有只解释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极好的习惯。不原谅他故意略去时间和地点。他们希望别人说出罪犯购置犯罪用的手枪的武器铺所在的街名及门牌号码……

在这篇遗作中，问题还在语言上。作者用语过于严密。主人公庞德用神秘而自然的口气说：“当然，因为他们从来意见都不一致，不可能争论”，或者“尽管大家都希望他留下，但没有赶他走”，然后，再讲一个令人吃惊地印证这句话的故事。

全书八篇小说都是好的。第一篇《启示录三骑士》真是特别精彩。其功夫之深、风格之雅，不亚于一局难下的国际象棋或图莱[1]的一首反韵诗。

黄锦炎 译

[1]Poul-Jean Toulet（1867—1920），法国诗人。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1]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于一八二九年出生于英格兰南部，曾在剑桥大学学习。他从十二岁起就一心想当个小说家。学业一结束，他就满怀热忱——满怀冷静的热忱——投入这项工作。他的处女作《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发表于一九〇五年。接着又发表了三部小说：《最漫长的旅程》（一九〇七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一九〇八年）和《结局》（一九一〇年）。在那些年里，他已经在研究一个问题，这问题使诺斯替教派的成员们想象出一个年迈力衰、疲惫不堪的老神，它用不纯洁的材料即兴创造了世界：存在于世的恶的问题。

大战期间，福斯特去了埃及。在那个国家他写了最客观的一部作品《亚历山大，描述和历史》（一九二三年）。几位穆斯林朋友促成他去印度访问。在那里他茫然地度过了三个年头。回到英国后发表了《印度之行》。

好多人说，这本小说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此话反应不佳——也许是因为用最高级往往言过其实，也许是因为“重要”和“我们时代”这两个概念不太动人——但应该是确实的。《印度之行》的艺术感染力，那种清醒的苦涩，那种无处不在的风趣都是不容怀疑的。还有，阅读它的乐趣。我见到过非常苛刻的读者，他们说，谁也无法使他们相信，一本这么有趣的书有什么重要性。

福斯特还出版过两本短篇小说集（《天堂客车》，一九二三年；《永恒的瞬间》，一九二八年），一部有关小说创作方法的长篇分析，一九三六年还出过一本杂文集。我浏览了这些书并摘抄下这句话：“易卜生实际上是培尔·金特。留了鬓角什么的，易卜生是个中了魔的小伙子。”还有这一句，是千真万确的：“小说家永远不应该追求美，尽管我们知道要是他达不到美，那就失败了。”

黄锦炎 译

[1]此篇及以下两篇初刊于1937年5月28日《家庭》杂志。

叶芝《剑桥现代诗歌》

这部最新的抒情诗选（一八九二～一九三五）带有一点随意性。例如，开头的一首优美的“诗歌”是沃尔特·佩特的一篇散文的片断，排字上被装扮成自由体诗（这，顺便说一下，因为过分强调了停顿，足以改变它的音乐性）。例如，只收了吉卜林的诗两首，威尔弗里德·吉布森的诗四首，威廉·亨利·戴维斯的诗七首，而心满意足的编者的诗则被收入十四首。例如，鲁珀特·布鲁克的诗只收了一首。例如，收了那个不可原谅的、小个子印度人普罗希导师的三首诗。例如，编者删去了奥斯卡·王尔德的《雷丁监狱之歌》中的许多段诗。“然而，我删去了这些诗句（他在前言中说），可以让人看出一种严酷的现实主义，近似托马斯·哈代的现实主义。”我认为，如果说“严酷的现实主义”是读者喜爱的食品，那没有一个人像王尔德那样不善于提供这种食品，他一向力求虚假。因此我认为他最好的作品是《斯芬克斯》，作品中与现实的关联更少。

哪些是这部书中收集的最重要的作品呢？每个人可以在一百个诗人和四百首诗中选他中意的。至于我，真正使我感受到诗意的——事实上不存在别的标准——是：弗朗西斯·汤普森的《天狗》、切斯特顿的《勒班陀》、道森（多少年过去了，他仍没有丢失自己令人注目的优点）的《西娜拉》、庞德的《向塞克斯图斯·普罗佩提乌斯致敬》、艾略特的《磐石》的第一段齐诵、特纳的《献给不相识的她的颂歌》、乔伊斯的优美诗句，还有罗伊·坎贝尔——兰波的信徒，以及多萝西·韦尔斯利。还有，就算只是镜中反射，那首《心灵的黑夜》的比较忠实的译文。我只举最后一节为例。圣十字若望是这样写的：

我留下了，忘掉了过去，

脸靠着我的情郎；

一切都结束，都过去，

焦虑和担心一扫光，

在百合花丛里遗忘。

亚瑟·西蒙斯把它译成了：

所有的事情，我已忘记，

我的脸颊贴着我的情郎；

一切都已消逝，

我却不能把羞辱和忧伤

一并在百合丛中遗忘。

黄锦炎 译

埃尔维拉·鲍尔 《别因为犹太人的旦旦誓言而相信他》

这本教科书已经卖掉了五万一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