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之后是重新回来呢，还是继续待在外面？要是待在外面那会干什么呢？这是女人的痛苦。现在不了，鸟枪换炮了，现在女人的痛苦变成了一种化妆的痛苦。如果说她们从那种老式的痛苦中解放了出来，从棍棒、老虎凳、大男子主义的淫威下解放了出来，那么她们现在进入了一种新的痛苦，一种面对镜子时的痛苦：我为什么没有章子怡那么漂亮呢？我为什么没有张曼玉那样的身材呢？梁朝伟为什么盯着汤唯看，而不盯着我看呢？不行，章子怡用什么化妆品，本姑娘也得用什么化妆品，张曼玉在电视里穿什么旗袍，姑奶奶也要穿什么样的旗袍，汤唯用什么样的手袋，小姐我也要用什么手袋。而且电视，还有电影在描述女人的时候，女人的身体似乎是可以切割的。这个电视作品、电视广告重点在女人的乳房上做文章，所以无论是服装还是摄像还是灯光，都在造成爆炸效果。那部电影因为要展示旗袍，所以文章重点做在腰上。一种整体的女人形象，整体的人的形象，在此被瓦解了。那么这个时候，女人就从一种专制进入了另一种专制。当然这不仅是女人的问题了，男人遇到的问题同样严重，或许更为严重。而这种专制，是大众传媒提供给我们的，是大众传媒迫使我们就范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个人的痛苦在哪里？在这样一种欢乐和谐的气氛中，个人存在的真实性又在哪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小说的虚构肯定要做出某种调整。我本人好歹也是个编辑，我在大量来稿中可以看到，对当代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进入浮世绘式的描述。而且很多情况下，是一种沉迷其中的描述，是一种渴望着被同化。比较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更多的反思性的书写，对这样一种新的专制进行反思式的书写，对个人存在的真实性所面临的威胁的反思性的书写。尽管如此，我仍然乐于承认，这确实也是一种调整，而且在市场上还非常有效。当然，我更乐意看到另外一种调整，我觉得它更有精神性的意义。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重要的敏感的作家，经常在强调小说的叙事资源问题。莫言的小说《檀香刑》是个重要的例子，《檀香刑》实在是个神品妙构啊。格非的《人面桃花》也是个例子，毕飞宇的《玉米》也是个例子。这三部小说当然都是当代名篇，是屈指可数的杰作。莫言在《后记》里面提到的大踏步后退，很多批评家还加入了讨论，大致意思是说，莫言是在向传统小说致敬。格非的《人面桃花》，用他自己的说法，他受的是《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影响。我记得很多年前，那时候毕飞宇刚发表《玉米》，如潮的好评还没有到来，我与毕飞宇私下有过一次长谈。他问我对《玉米》的看法，我的评价当然很高喽。别笑，那不是客套话，而是心里话。当时我谈的也是叙事资源的问题，我说我甚至读出传统小说的味道。毕飞宇当时一高兴，就向我透了个底，说他正在看《金瓶梅》和《水浒传》。据他说，《玉米》这个篇名来自臧天朔的一首歌。这也非常有意思，一边放着摇滚，一边翻着《金瓶梅》，一边写着《玉米》。我觉得毕飞宇随意说出的这样一个情形，倒可能说明了当代写作的重要处境，一种复杂的处境。而当他们提到叙事资源问题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其实也在强调地方性叙事的意义，一种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地方性叙事有哪些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我还想说，这与沈从文当年的写作，其实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而我们之所以在今天如此强调叙事资源，要把《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重新从书架上取下来，放到自己的案头，是因为到今天，越是全球化，地方性叙事的意义越是突出，我们自身的文学资源也就越是显得珍贵。当然，与沈从文的小说相比，他们还是做出了很多调整。比如，格非在《人面桃花》中对乌托邦的描写，就与沈从文的乌托邦描写完全相反，那是一种反乌托邦，里面吸收和消化了很多学科的比较新的研究成就，它最后呈现为作家对现代史的一种苦涩的解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用这种文体，一种拟古式的文体，造成一种疏离感，以此来对大众传媒所代表语言、文化、意识形态，进行个人的抗争。他们顽强地拒绝被同化。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调整。在虚构的形式上，在文本结构的编排上，吸收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的一些重要元素。我本人曾经对这样一种尝试非常着迷。我最近在看南帆先生的一部著作，叫《理论的紧张》，看到他引用了一个多媒体作家的说法，非常有趣。这个作家叫保罗·罗伯茨，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一个多媒体作家的自述》。文章中，他提到数字技术对文本的影响。他说，以前的小说，故事只能以一种方式讲述，故事既然有了开头，那就会有结尾，所以故事一开头就是大江东去，要奔向结尾，这是一种线性的讲述方式。那么还有另一种方式，就是非线性的，有许多可能性加进来，四处蔓延，形成一种新型的、更为复杂的文本结构。他举例说，如果我们在光盘上找到“莫扎特”，用鼠标点开，你就可以找到有关莫扎特的所有链接，你可以读到相关的十八世纪的音乐或者维也纳歌剧的文章。还不仅如此，你随之点出“唐璜”这个词，然后就得到了另一个文本。接下来，你可能还会听到歌剧的